取消农民工

玩过

  取消农民工
农民就是农民，具备农民的户籍和田地资源，却抛弃了田地，进城务工。结果是农村政策和城市工人政
策都不能落实，导致房价虚高，城市资源紧张。而农村人才流失。田地资源荒废严重，农业生产力下降
，食品技术含量和营养程度大大降低。很多年不回乡的人还叫农民么。
  是农民，只是一种职业，不应该再有户籍歧视，一样享有国民待遇，包括退休金养老金，田地要耕种
好，收入不高，真正耕耘土地造成的，国家补贴政策要针对落实，子女上学，医疗保险补助大大加强。鼓励农民就近创业，投资者进入农村附近办与农村对应的工厂。
  确实有能力做城里工人的，通过学历培养，职业培养，取得资质备用，城里需要工人的 ，必须经过政
府批准，政府协助招收，哪怕是临时工，也要解决住房、保险，医疗，权益保障问题。目前自发的劳力
买卖号称“打工”，很多农民权益得不到保障。
   只有这样，政府有效管理，社会治安要好得多，城乡达到合理流动

Orz

孙子辈估计也看不到相关政策出台

旁观者清

   据国家统计局监测，2009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2978万人，比上年增加436万人，增长1.9%，其中外出务工14533万人，在本乡镇从业8445万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呈稳定增长态势。

　　为什么中国的农民工问题这么突出？研究发现，一是中国农民数量庞大，这是国情；二是中国长期实行城乡分治的社会制度，建立了“一个体制，三个制度”，即计划经济体制和人民公社制度、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城乡隔离的户籍制度；三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规模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快。因此，农民工问题是中国特色，史无前例。中国是农业大国，农业人口多，农业劳动力转移是现代化过程中绕不过去、又必须解决好的问题。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的现代化就是农民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中国农民的转移之路主要是农民工。因此，农民工问题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有特殊的历史地位，不仅关系到农民的转移就业、农民的增收、农业农村的发展，关系到工业化、城镇化、城乡一体化的发展，也关系到 中国现代化的顺利推进。农民工问题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课题。

　　如何解决好农民工问题，首先就要了解农民工关心的问题、政府管理要解决的问题。

　　农民外出务工最关心五件事：找到工作、拿到工资、工伤大病有保险、有地方住、子女能上学。政府管理应主要着眼于：如何提高农民的就业技能，加强就业服务；进城务工农民的权益如何得到保障，就业环境如何得到改善；农民工如何有序进入城市生活，并逐步成为市民，完成城市化；更广大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如何逐步、合理地转移出来，实现比较充分就业。此外，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后，农业生产如何搞，也需要引起高度关注。

　　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基本思路，应当顺应现代化的一般规律，考虑中国的特殊国情，重点把握三个原则。一是要坚持农民向工业、服务业转移就业，向城市有序流动迁移的方向，打开城门，合理引导，逐步转移，有序进城；二是要坚持统筹城乡发展，采取综合措施，坚持两条腿走路，一方面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发展县域经济和农村二三产业，让一部分农民就地转移，另一方面要改善农民工就业环境和待遇，让一部分农民进城务工，安居乐业；三是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创造条件，抓紧解决农民外出务工面临的现实突出问题，同时推动体制改革创新，探索消除产生农民工问题的深层次体制原因。

(l来源新华网）

天柱一支梅

日本人爱吃大米：农民家庭收入比东京市民高

zyesheng 发表在 参考文摘 华声论坛 http://bbs.voc.com.cn/forum-49-1.html
发表时间：2011-1-11 20:16


　　联合国宣布2004年为国际稻米年，为一种单一作物设立国际年，对联合国来说，是史无前例的举动。稻米是世界上一半以上人口的食粮，但习惯上食用稻米的人口和国家中，还有很多为饥馑所苦，国际稻米年的主题，就是“稻米即生命”。

　　日本是一个酷爱吃米的民族，是“米文化圈”里最富裕的国家，但很多家庭仍是不可一日无米，而且他们是只喜欢吃日本米。中国人到饭馆去，都是多吃菜少吃饭甚至不吃饭，但
　　日本人在饭馆吃饭，没有吃米就等于没有吃饭。在日本的超市里，卖的都是日本米，根本看不到美国米、泰国米和中国米。日本米比外国米贵很多，一公斤日本米在超市里卖800日元左右，相当于50多元人民币，是日本一顿不错的中午套餐的价格。日本产的大米价格是美国的5.6倍，泰国的9.5倍，但日本家庭只吃日本米，真是咄咄怪事。我曾向多人询问，日本人酷爱本国米究竟是什么原因，他们都说得很简单，就是因为日本米好吃，既不是因为政府的“保护主义”，也不是因为国民的“爱国主义”。其实我觉得那日本米的味道，并没有什么独特的地方，和中国的东北大米及天津小站米也差不多，是比较有黏性的那种单季稻。中国的北方人都比较喜欢吃这种有黏性的米，而中国大陆的南方人和香港人都喜欢吃南方籼米或泰国香米。长长的泰国香米，实际是煮熟了闻着香吃起来不香，但中国的南方人喜欢吃炒米饭，籼米或泰国香米都比较适合做炒饭，而北方有黏性的米一炒就成了一团。

　　为了保证日本人吃本国米的嗜好，多数农产品都要靠大量进口的日本，90%以上的米却是自产自足。进口的一部分米，也都拿去造酒和当饲料。在日本传统中，稻米被视为文化的基石，它拥有悠久的稻米生产和消费历史，尽管日本稻米生产目前处于停滞状态，而且消费量正在下降，但是日本仍是世界第九大稻米生产国。230万稻农中，大约有85%的人每年种植稻谷。农民的人均稻田面积也很小，大约0.8公顷，但是稻谷生产高度机械化。由于农场规模小，大部分农民将稻谷生产作为副业，而且稻谷生产在国民经济中的价值也很小，不过许多日本人还是认为，稻谷生产对保持日本的“文化”很有意义。日本所有各县几乎都种植改良粳稻品种，种植范围最广的品种是因其味道而受欢迎的越光米。

　　在西方的文化观念中，米文化是与“保守自闭”和“中央大一统体系”相联系的。据说“保守自闭”是来自自给自足的小农生产方式，而“中央大一统体系”是由于稻米生产所依赖的统一、完善的灌溉系统。不过从饮食的差异看，“稻米文化圈”与“筷子文化圈”、“汉字文化圈”、“黑头发黄皮肤圈”、“儒教文化圈” 等的确比较重合。而“西方文化圈”都是“麦面文化圈”、“刀叉文化圈”、“拉丁字母文化圈”、“黄头发白皮肤圈”、“耶稣教文化圈”。日本近代一直在“脱亚入欧”，虽然从器物上能够办得到，但在文化上终究很难跳出这个“稻米文化圈”。

　　日本和美国的贸易冲突中，米是一个象征性的符号。美国人说日本的市场不开放，动不动就拿米来说事。日本的稻米生产受到政府高额农业津贴的资助，国内消费者在市场上买米的价格，是国际市场价的几倍甚至十倍。这个制度起初是由于二战后日本出现粮食短缺，政府实施“大米流通管制”，农民只能将收获的稻米通过全国性的“农协”组织销售给政府，政府再负责供给市民，这叫做“政府大米”，就像中国的“统购统销制度”。但从1969年开始，管制松动，农民可以直接把稻米卖给商人，出现所谓“自主流通大米”，而从1995年开始，管制进一步松动，“农协”成为农民和批发商和零售商的主要中介，但这种渠道出售的大米仍叫做“计划外流通大米”。从2001年起，日本市场上的“政府大米”已经降到50%以下。政府的稻米生产高津贴也带来虚假市场信号，造成大米生产过剩，于是政府又用补贴的办法让农民休耕。但农民都把不得已地休耕算在美国账上。有一次在农村看到一块块整齐的稻田中，穿插着一些长着乱七八糟绿色植物的田块，就好奇地问一个老农那是种的什么，结果那老农气愤地说，那是美国人送给我们的牛皮癣。细一打听，原来那乱七八糟的绿色植物，是休耕田里长的杂草，这日本老农认为休耕是由于受到美国人的贸易逼迫的影响。

　　其实，日本市场别的方面还比较开放，惟有大米市场一直采取比较封闭的政策。日本对农产品的保护真可谓壁垒森严，比中国过去对汽车的保护还厉害，花生米关税高达500%、大米关税高达490%、小麦关税为210%。一直到1993年，在外国的强大压力下，才准许“有限量进口”。日本人称美国是“米国”，虽然是音译，但日本农民的确把这“米国”看成对他们米文化的威胁。

　　日本有一个不知是笑话还是事实的故事，说是二战后美国极力想向缺粮的日本推销本土囤积的“战备粮”小麦，但日本人习惯吃米，于是美国向日本灌输，日本人个子矮是因为吃米而不吃面包和牛奶，于是日本开始动员国民改善饮食结构，多吃面喝牛奶，使日本人的平均身高提高了11厘米，体重增加了8公斤，美国则乘机成功地向日本推销出口剩余的面粉，等到日本人也跟着美国流行减肥的时候，才发现当年是上了美国山姆大叔一当。

　　日本与中国也常有贸易摩擦。前不久又因为中国出口日本的大葱、香菇和蔺草席与中国产生贸易纠纷，但这种纠纷从没有针对中国的大米。据说并不是因为中国的大米对日本市场没有任何威胁，从中国东北进口的大米占日本进口大米的70%，而是因为在日本劳动力价格越来越昂贵情况下，日本生产大米的成本实在太高，大米作为日本市场封闭的符号，也让日本很被动。所以现在日本的农产品加工企业，很流行把日本的优良稻米品种和技术带到中国去，指导当地的中国农民生产，然后经过精加工返销回日本。据说日本的农产品加工企业已购
　　并了黑龙江、吉林和内蒙的多家稻米加工企业，全部使用日本制造的米加工生产线。看来稻米生产以后会成为“米文化圈”里这两个稻米大国的“友好”象征。

　　日本的“米文化”使稻米的生产者农民在日本社会里具有很好的职业声誉和社会地位，日本家庭往往都习惯于从小给孩子进行“谁知餐中米，粒粒皆辛苦”之类的熏陶。在日本城市人的语汇里，也很少能够找到像“乡下人”、“土老冒”、“土的掉渣”那样的讽刺之语。这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条件，就是农民在日本不再是穷人。据2000年农林水产省的普查数据，日本以农为主的兼业农民家庭的平均年收入为881万日元，而东京都内城市居民家庭的平均年收入为766万日元。农民在住房、车辆、旅游、休闲娱乐等方面的消费水平，实际都高于城里的中低收入者。日本农民对老年生活也不用过多担心，因为“国民养老保险”使他们到退休年龄以后，每月可以领到10万到15万日元不等的养老金。日本农民的储蓄额也较高，2000年每家农户平均储蓄超过3 000万日元。当然，日本农民也不是一点也没有苦恼，他们最担心的是在国外压力下政府调整对农业的保护政策，减少对农业的补贴，使他们陷入残酷的国际市场竞争。因为日本农民的平均经营规模不及美国农民的1/140，而劳动力成本又比泰国高近40倍，造成日本大米的平均生产成本要比泰国高出16倍左右。

　　很多的国外研究者都认为日本农民的富裕主要是因为政府的资助。日本政府对农业和农民的补贴也的确是全世界有名的。据亚太经合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的调查报告，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政府每年用于农业方面的补贴总额都在4万亿日元以上。2000年，日本对农业补贴的总量已经达到了6.4万亿日元，约为国内生产总值的1.3%，而同期的农业产值只有9.12万亿日元，日本农民收入总额中有一半以上来自政府补贴。

　　但实际上，日本农民富裕的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政府致力于减少农民的相关政策。近几十年来，日本政府先后几次出台了一系列促进土地集中和规模经营的政策。到1980年代后期，随着日本1920—1930年代出生的农民逐步退休，日本农地的转让和集中出现了一个从没有过的高潮。小规模经营农户大量减少，经营面积在0.5公顷以下的农户由1985年的1 845 031户下降到了1998年的556 500户，下降了将近70%；经营面积在5公顷以上的专业农户，从1985年的19 310户上升到1998年的41 350户，增加了近117%。

　　在1965－2000年的35年时间里，日本农民的减少出现了奇迹般的变化：1965年日本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为1 200万人，农村人口为3 400多万人，还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但到2000年，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降到382万人，占日本全国总就业人口的4%。

　　通过农外就业减少农民，通过土地流转扩大农户经营规模，通过普遍兼业增加农民收入，这是日本农民致富的三大法宝。当然还有政府的大量农业补贴，但这补贴都转变成日本国民对“米文化”自愿地高价欣赏和不自愿也要缴纳的法定税款。

　　------作者：李培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