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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3Q哥 于 2010-10-9 22:01 编辑
时光如流水,弹指一挥间。母亲离开我们整整十四年了。十四年来,每当我一身独处的时候,母亲的身影便时常萦绕在我的眼前。尤其是两个孙女出生之后,我的脑海里更是波涛起伏,思绪万千。思念之情经常如潮奔涌,无休止的叩打着我记忆的闸门。
我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和母亲都是搞教育的,从我呀呀学语的那天起,我就不知父亲去哪了,听母亲说,父亲去了很远很远的地方。
这时的母亲,带着外婆、姐姐、哥哥和我在一所乡村的破庙里教书。大小学生40来个,一至六年级,还有一家五口全靠母亲一人支撑。母亲每天除了教学以外,还要照顾双目失明的外婆和我们姐弟三人的生活吃住。我懵懵的记得,每天晚上,母亲总是批改完了学生的作业,然后在暗淡的煤油灯下一针一线的为我们改制衣服。我们姐弟仨,虽然没有穿过新衣,但经过母亲亲手改制的旧衣服穿在我们身上,仍然是那么整洁、合体。哪怕是一个补丁,在母亲的摆弄下也会变得像一种倍受观瞻的艺术品。
那时候很少见着白米饭,我家的主食是麦麸粥。有时偶尔吃点干食,那也是炸过油的豆饼和着南瓜和白菜。虽然这些粮食极端粗劣,但是在母亲的精心调制下,却变得如此的香甜可口,我们也吃得非常惬意。
我们家有一个规矩,那就是每次开饭前,第一碗饭要盛给外婆,然后就是按顺序盛给我、哥哥和姐姐,最后才是母亲自己。有时候母亲把锅里的饭全盛给了外婆和我们,然后叫我们好好吃,说她要去学生家家访,在那里有饭吃。我曾多次吃完了饭后沿着教室玩耍,总看见母亲在教室里备课或者批改作业。幼小的我什么也不懂,只知道母亲每次去学生家家访,会来得特别早。
六岁的时候,我就是小学二年级的学生了。这时我才对我的家庭情况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原来母亲于解放初毕业于湖北省黄冈师范,分配在湖北省新洲县实验小学任教,不久被提拔为教导主任。父亲是新洲县教育局干部。1957年,父亲被错划为右派而被捕入狱,第二年冤死于狱中。随之而来的厄运也先后降临到我的母亲的头上。首先是教导主任被撤职,然后是下放基层。就这样,30岁的母亲携老带小,来到新洲县北部的一所乡村小学教书。这所学校是一幢破庙,到处断壁残墙
。在这里,母亲一个人支撑着一所具有40余人的乡村复式班。
在那“大放卫星”的年代里,母亲除了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以外,还要配合当地政府做许多于教育教学无关的社会工作,诸如为宣传“三面红旗”而写、贴标语,组织学生去田“支农”,还有防汛抢险等等。而且这些域外的工作是没有报酬的。
有一回,大雨一连下了几周,学校被迫停课,母亲也因防汛日夜守卫在大堤。记得是一个滂沱大雨的下午,眼看着学校门前的大路逐渐被水淹没,一会儿就涨到了学校的门槛。当姐姐将几张桌子拼在一起,把外婆、哥哥和我扶了上去以后,屋子里的水就已经淹到脚背了。
我们一家老小四人站在桌子上,看着逐渐上涨的洪水,眼巴巴地等着母亲回来。就在洪水快要接近桌子档的时候,母亲撑着一条小舢板回来了,面对眼前的一切,母亲紧紧地把我们抱在怀里……
当母亲把我们用小舢板接出破庙不到一会儿,后面传来了哗哗一声巨响——学校倒塌在滂沱下的汪洋之中。后来听说,母亲受到了防汛指挥部的通报批评以及本单位记过处分。罪名是临阵脱逃。面对如此不公的批评与处分,母亲为什么不向上级解释清楚呢?
母亲最大的功劳,莫过于对我们姐弟三人的教育和培养。我们姐弟仨相互的年龄差距均在岁半与两岁之间,因此我们才有幸同在一个教室亲聆母亲的教诲。在众多的大小孩子中,母亲对我们的要求格外严格,在这些孩子面前,母亲常常拿本来就很优秀的姐姐和哥哥“杀鸡儆猴”。当然,姐姐和哥哥也十分理解母亲的良苦用心,无论在哪个方面,他们都很自律,因此各项成绩均十分优秀。
当年姐姐的体质很差,虽然比哥哥大岁半,但看起来却像哥哥的小妹。当时母亲出于姐姐升入初中后的生活照顾等因素,决定让哥哥跳级,在学习上与姐姐同步平行。1962年夏天,姐姐和哥哥同时双双考上了新洲县唯一的普通中学——新一中。那时,正是“劳动大上马”,全县的其他中学均改为农中,在我们居住的那个公社,考上新一中的仅此我姐姐和哥哥。面对如此的结果,母亲感到由衷的欣慰。
世上的事往往就是这样,正常的事却在不正常地进行,不正常的事却又在正常的发展着。在中考结束后的一段时间里,我们一家人一直沉浸在哥姐考上一中的喜悦之中。然而没过多久,一中的通知书居然寄给了公社书记和辅导小学校长的儿子。为此,愤愤不平的母亲找到了公社书记和辅导小学校长,接着又乘车去了县城……
晚上回到家里,母亲一下子瘫倒在地上。这时我们才发现,母亲的两眼红肿,她那苍白的脸上挂着两行泪珠。我们马上明白过来,母亲从早到晚没吃一口饭;我们还更清楚地认识到,在这“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里,对于眼前的这件事,母亲无力回天。
通过这件事,使我这幼小的心灵,第一次领悟到世态的炎凉。打这件事发生后,母亲大病了一场,在病中,母亲反复唠叨的一句话就是“你们可以剥夺我的政治生命,但万万不可剥夺我的孩子享受教育的权利。”大病初愈,母亲便打点行装,匆匆去了黄州。这年秋季开学,姐姐和哥哥在母亲的努力下,顺利地进入到黄冈县宝塔中学读书。
为了不让我重韬哥姐的旧辙,母亲考虑再三,决定把我送回安徽老家,寄养在叔叔家里读小学。1966年,我没有辜负母亲的期望,考上了潜山县唯一的一所普通初中——野寨初级中学。也就是这一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第二个学期,我们回到原来的学校参加文化大革命。打那开始,我再也没有去过我日夜向往的野寨中学。 “文化大革命”中,有一次母亲把我叫到跟前,偷偷地对我说:“现在的这种世道很不正常,整个国家已经乱套了……知识将来还是重要的。你现在不要在外面吓起哄,要抓紧时间好好地读点书……”在母亲的教育下,我本来就是一个听话的孩子,自然会把母亲的话牢记在心上,更会积极地按母亲的话去做。
多年来,我读完了许多中外经典名著。在母亲的指导下,我还兼作了大量的读书笔记。有时还就某一事件或情节与母亲探讨。每次,母亲总是先让我发表意见,谈自己的看法,然后再根据文章的内容和主题思想耐心地为我指点迷津。有关文学术语、文学的体裁、以及文学的表达方式等等,母亲总是讲得那么细致入微,我听的也倍受长进。在母亲的辅导下,我还系统地学完了初中(除外语)应学的一系列数理化课程。1978年,我以下放知青的身份参加了中考,而且以相当高的成绩考上了师范。回想起当初母亲的教诲,使我不得不对我的母亲肃然起敬。试想,在那“一张白卷上大学”“一手老茧逞英雄”的年代里,母亲能有如此的动察力,这该要拥有多么大的胆识哟!
尽管在“文革”中我们姐弟仨先后下放农村,然而,我们均凭借母亲赋予我们的智慧,凭着自身的实力走上了工作岗位。乃至今天,母亲赋予我们的精神财富仍然使我们享乐无穷。
1978年,拨乱反正,平反昭雪的工作在全国如火如荼地进行着。母亲当然也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为落实父亲的问题而奔走。在母亲的努力下,湖北省黄冈地委终于作出决定:摘掉父亲的右派分子的帽子;召开追悼大会,为父亲平反昭雪。同时母亲也“官复原职”。
为父亲举行追悼大会的那天,地区统战部的一位领导握着母亲的手说:“方端甫同志是无辜的,让你们受委屈了,你对政府还有什么要求,可尽量提出来。”母亲说:“党和政府能给老方一个公正的评价,我就心满意足了。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一切向前看吧。”由此可见,母亲的心胸是何等的宽广啊!
通过父亲的平反昭雪,使我们对我的母亲又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我母亲与父亲是在1948年结婚的。父亲早年毕业于重庆警官大学,在武汉市警察局任职。当时母亲在汉口圣约瑟女子中学读书。婚后,母亲总是叮嘱父亲要做一个正直善良的人。据父亲平反时的材料表明,父亲曾经亲手释放过36名所谓共产党的嫌疑人,并且早年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工作,为解放武汉三镇作出了一定的贡献。1949年春天,国民党重庆方面几次电令父亲撤离武汉。母亲知道后,竭力阻止父亲重庆之行,规劝父亲举动向解放军投诚,并接受人民解放军的改编。
一个女人,能有如此的宏韬大略,实属难能可贵,这是一般女人无与伦比的。尽管我们全家在历次运动中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母亲仍然对她当年的决定持乐观态度,对我们家的前景仍然充满信心。
在我们成家立业的过程中,母亲以它那特有的思维方式,积极支持我和哥哥与农村的姑娘结婚。母亲说,你们在插队时得到了人家姑娘的照顾与关爱,做人更应该懂得之恩和感恩。在母亲的支持下,我们也增强了敢于挑战世俗偏见的勇气与决心。 多少年来,我们姐弟仨家庭生活正如母亲想象的那样和谐美满。我们的孩子均考上了大学,并且都找到了理想的工作。只可惜,我的母亲没能看到这一天。
1996年4月,母亲患了不治之症。考虑到照顾她老人家起见,我把母亲接到了我的身边。几个月来,母亲从不愿意因为她而耽误我的工作。有时某些事确实需要我亲自料理时,母亲都要算计好时间,决不因为我为了他而迟到和早退。到了十月上旬,眼看着母亲的病情日益加重,我估计的事可能要发生。就在十号下午,我有一个重要会议需要参加,我原打算不去的,母亲知道后,再三催促我去参加会议,并说她的病她自己知道,就算是要死也还得三至五天……
当会议进行到一半的时候,我忽然得到消息——母亲已经离开了人世。我匆匆赶到家里,凝视着母亲的遗体,我泪如泉涌。母亲一生为我们操碎了心,连死的时候还顾及儿子的工作。可我为母亲做的太少太少,临死时还没有为她老人家送终。面对着母亲的灵榻,看着地上正在焚烧的纸钱,想着操劳一生而未尽享福的母亲,无尽的愧疚化成无比的伤心,我放声痛哭……
十多年来,我没有辜负母亲对我们的期望,对党和人民交给我的工作尽职尽责。像母亲一样教育自己的儿女,并千辛万苦地把他们培养成人。使我能在忠孝的天平上寻求一点平衡,也算是对母亲的养育之恩作一点报答。
不知有过多少次,每当夜深人静时,母亲那疲惫的身影、殷切的教诲,常常浮现在我的眼前,一觉醒来总是泪痕满面。 ——母亲,我们永远怀念你。
2010.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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