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批评中的“张恨水现象”

潜山论坛

当代文学批评中的“张恨水现象”

郑炎贵  朱显亮

    摘要：张恨水是自古洎今罕见的高产通俗文学大家。他特立独行于现代文坛，亦被冷落于现代文学批评。真正学术性的张恨水研究奠基升温于当代新时期之后。通过对新时期张恨水研究三阶段的总结与分析，从一个侧面反映着当代文学批评前进的轨迹与精神风貌。

关键词：张恨水　　当代文学批评　回归　　反思　深化



    如果说“文艺是发明的事业，批评是发见的事业”［１］那么，笔者以为当代文学批评中有一极具典型意义之所为，就是发见了“张恨水现象”。

    张恨水（1895——1967），安徽潜山人，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当之无愧的高产通俗文学大师、著名报人，平生创作了中长篇小说一百二十余部，加上散文、诗词和文论等，总计不下三千万言，被喻为一座文学和文化的金字塔。

    张恨水的小说描述了辛亥革命到抗日战争后这段风云变幻的社会历史风貌，刻画的人物，举凡官僚政客、军阀流氓、豪绅富商、优伶侠客、少男淑女、将士兵勇，构成了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一组极具个性的形象画廊。他的许多著作，如《金粉世家》、《春明外史》、《啼笑因缘》、《八十一梦》等等，深受各阶层尤其是广大市民读者喜爱，达到了妇孺皆知、脍炙人口的广度和深度。他的小说创作数量之多、流传之广、读者之众、影响之大，几乎达到了那个时代的巅峰，在当时就形成了世所瞩目的“张恨水现象”。

    然而，由于文学界长期盛行一种偏见，人们总是把张氏为代表的通俗文学创作视为旧文学或封建文学之残余，大规模地批判旧派小说和鸳蝴派文学的高潮及其余波一直成为对张恨水这位现代通俗文学大家价值发见的一种遮蔽，导致文学批评界一直来不及认清他由旧文学向现代性的新文学过渡、最终融入新文学并成为新文学内部的现代通俗文学大师的正面形象，即使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三十年，张恨水及其通俗文学研究依然处于被冷落的边隅。

    值得当代文艺界庆幸的是在三中全会为我国社会带来全新变革的背景下，文艺评论的春风也拂去了掩盖在包括张恨水在内的许多文艺名人身上的尘埃，还其历史的本来面目。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代转型潮流中，当代文学批评界重新认识和关注张恨水，形成了张恨水研究的集聚现象，安徽省张恨水研究会随即应运而生，研究会纵向三级所有，县为基础，上联国家现代文学研究的权威层面，下联养育张氏成长的根基底层；横及文艺、新闻、教育、学术科研机构，成为广泛联络沟通海内外专家学者的桥梁与纽带，为他们提供了学术思想撞击与创新的重要平台，有力地助推着张恨水研究的不断进展。如果说张恨水研究现象是当代文学批评潮流中的一朵浪花，那么通过对它的透视，或许亦能折射反映当代文学批评的进步与曲折的某些轨迹，让人们从中受到启迪，汲取教益。

    一、跨时代的文学大师——张恨水与现当代文学的关系

    虽然张恨水的绝大部分创作成就属现代文学范畴，但通过对其创作历程的考察，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张恨水是一位跨时代的作家。根据张氏写作和作品发表时间，学界已将张氏创作划分为四个时期：1919年以前为习作期，1920——1935年为成名期，1936——1949年为成熟期，1949——1967年为衰退期。

    那么，作为一个跨时代的文学大师，张恨水与当代文学至少有三方面的关系：

    1、张氏晚期作品是当代文学的组成部分

    1949年以后，张恨水受文艺政治化、通俗文学受压抑的环境影响，同时受身体疾病的困扰，创作进入了衰退期。作为一个写作者，他不写作“比不吃饭都难受”，因此不等病好，就又开始从事写作。鉴于自己写作能力的衰退，于是便改长篇为中短篇，改创作为再创作，从他以为较为稳妥的中国古代戏曲和民间故事中觅取题材，创作了《梁山伯与祝英台》、《秋江》、《白蛇传》、《孟姜女》、《孔雀东南飞》、《磨镜记》、《牛郎织女》、《凤求凰》等作品，并试着写了一个长篇《记者外传》，可惜终因精力不济而中止。除此而外，还有一些文论、散文和古体诗词。从时间上来看，他的这部分作品，无疑应是当代文学的组成部分。

    这部分作品，虽然与张氏前期鸿篇巨制相比，思想与艺术水准上存在着落差，但也不能抹杀他敢于涉足传统民间戏曲的改旧编新这一般作家望而却步的领域并取得较大成功的事实。从情节构造、人物刻画等方面，依然显示出张氏可贵的创新精神，一方面他借鉴传奇、误会、悲喜交替等戏曲式的情节建构原则而加以发挥，同时又能在传统戏曲原有情节基础上进行巨大的变更充实与调整，发挥小说叙事灵活多变与写实等特长，用以弥补戏曲追求写意而难免虚化的缺陷，从而兼得戏曲情节的精致与小说情节的容量；在人物塑造方面亦汲取两种文体之长，较好地融合了语言、动作和心理描写以及在情节推动中体现人物性格发展的艺术手法。张恨水的这一文学实践的价值在于他打破了以往戏曲创作自我封闭的结构，在改变传统戏曲的基础上创作了一批有着一定品味的通俗小说文本，这在五十年代文学作品较少、质量不高、题材较为单调的情况下无疑是十分宝贵的，不仅拓展了小说题材视野，也丰富了小说的审美表现，为传承祖国优秀文化传统，提升民族道德文化素养做出了力所能及的贡献。

    ２、张恨水作品的当代传播，是当代文学中的一道亮丽的风景

    新时期以来，张恨水作品在当代形成了一个又一个传播热潮。其一是作品的再版，除各种单行本外，尤以安徽文艺出版社的《张恨水散文》和山西北岳出版社的《张恨水全集》最为引人注目。其次是当代艺术家对其作品的再创作，即影视剧和戏曲的改编，借助影像传媒广为传播。仅就大陆而言，先后搬上荧屏的有《现代青年》（更名为《秋潮》）、《秦淮世家》、《夜深沉》、《金粉世家》、《啼笑因缘》、《满江红》（更名为《红粉世家》）、《纸醉金迷》等等。这些作品的当代传播，为满足当代大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3、张恨水研究是当代文学批评中的一大热门

    张恨水一个人就抵得上一个流派。这是因其作品题材的丰富性、主题的复杂性与代表性、体裁形式的多样性所决定的。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岁月里，张氏以超越党派、富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和平民市民心态观照了从辛亥革命以来的政治风云变化和人间世事沧桑，通过对传统章回小说的改造，向人们呈现出百科全书式的全景文学作品，塑造的人物形象除了缺少产业工人和无产阶级革命者，几乎包罗万象，笔触所及覆盖各个领域，成为反映中国现代社会的多棱镜，具有巨大的认识价值。

    关于张氏的研究却是在沉寂了半个多世纪之后，即在三中全会之后才迅速升温且持续发展的。据张恨水研究会的统计表明，自上世纪二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张氏研究文章约有172篇，年平均不到十篇，其中有不少属极左时代产物而成为历史垃圾。自七十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张恨水研究会先后组织了七次大的研讨会，联络海内外专家学者三百多人，集中交流论文368篇，计266万字，直接或间接催生专著26部，785万字，还影响诞生了一大批硕士与博士论文。每次大会论文综述都在国家权威学术杂志发表。张氏研究会在它萌芽之时就受到现代文学学科开创者之一的王瑶先生的关注，如今已以二十年坚持不懈的实践赢得了省级先进学术团体的表彰。张恨水研究会建立的资料中心、网站以及张恨水陈列馆均已成为人们访问参观的热点门户；张恨水文化园已被列入安徽省861重点项目。

    二、科学多维解读与反刍——“张恨水现象”的当代文学批评

    如前所述，真正学术性的张恨水研究是直至新时期才重新奠定基础的。回顾改革开放以来张恨水研究的历程，其实就是由意识形态化逐渐学术化的过程，也是张恨水的文学史、文化史意义逐渐呈现的过程。从安徽省张恨水研究会掌握的情况看，其历程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辩诬、定位、深化。

    1、揭去尘封、荡除迷雾

    由于“左”的思想的影响，自《春明外史》问世至文化大革命中，张恨水不断受到新文学阵营的贬低、轻视乃至批判、声讨，直至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才有学者以科学民主的态度正视张恨水及其创作成就，尤其是1988年10月在张恨水故乡召开的首次张恨水学术研讨会，终于揭去尘封，荡除迷雾，拂去了强加于张恨水身上的种种不实之词，为其正名平反。

    （1）关于“鸳鸯蝴蝶派”

    学界梳理了“鸳蝴派”的产生、流变及其发展过程，深入研究“鸳蝴派”的界定（特定的地域、人员和时间范围）、活动阵地、组织形式等之后，认为该派小说虽缺乏思想、远离生活，但在其特定的历史时期也发挥了一定的娱乐和教化功能，并且也随着时代不断进步，发挥了一种特定形态艺术生产价值，因此应克服“左”的思想的影响，科学公允地对其进行评判。

    关于张恨水与鸳蝴派的关系，学者们尽管意见不尽相同，但也形成了两点共识：

    其一，张恨水早期的确受到过鸳蝴派的影响，张氏本人曾承认自己在没有开始写作以前已造成了一个“礼拜六派的胚子”，［2］故而在其最初的小说创作上的确存在一种才子佳人模式。并且由于他以文谋生，故而创作上较为偏重消遣趣味，作品中不乏凑趣调侃之笔，《旧新娘》《桃花劫》等小说有模仿《花月痕》套路的明显痕迹。

    其二，张氏是一个带有旧意识烙印但逐渐走向新文学、现代化的通俗作家。尽管早期作品与鸳蝴派有某些相似之处，但主导方面与该派还是有着质的分别的。鸳蝴派小说的要点，如作品缺乏思想灵魂，远离生活，舍平实而追逐奇巧等特征，均不为张氏小说所具有。张氏从不以香艳色情引逗读者，特别是三十年代之后叙述人生为主的创作，再到七七事变后为抗战服务的创作，往往在言情的帷幕下能够真实地展示人物命运，反映爱国民主的审美情绪，因此张恨水走的是一条既有别于鸳蝴派又不同于左翼作家的独特路子。

（2）关于“言情”和“通俗”

    首先，学界对过去受一律化思想观念取向支配，在界定中国现代文学概念上表现为左的、单一的、排他的倾向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与反思，认为过去囿于传统偏见，一味强调以政治标准来判断一切，使视野始终局限在五四以来新文学社团及其代表作家作品之中。新时期随着通俗文学的勃兴，应该科学界定其独特的审判标准和规范，全面认识其历史文化价值和独特审美价值，由此形成共识：应该将近现代通俗文学摄入当代文学研究视野，高雅文学和通俗文学是文学的双翼。

    其次，与会专家从本体论的角度论证了通俗文学及“言情”存在的合理性。文学即人学，人性人情应该是文学极力开掘的最重要的母题，因此文学反映的内容就不可能完全是与粗俗绝缘的内心体验，俗文学与雅文学各有其客观的规律，并且能在取长补短中携手发展。

    在以上认识的基础上，学者们从背景分析入手，讨论了张恨水在新的冲突中崛起的主、客观因素，指出：五四新文学家在批判旧文学时，忽视了对传统文艺内容与形式的改造，导致了轻视群众、蔑视通俗文学的失误。张恨水通过对章回小说这种旧形式的改良，弥补了这一空白，他以一时还看不懂新文学作品的普通民众为服务对象，运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引人入胜的故事，鞭挞黑暗，伸张正义，赢得了多层面的读者，成为推进文艺大众化获得很大成功的实践者，同时，他对传统形式的改良和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思想，使通俗文学焕发出新的生命力，为其现代化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2、还原历史，科学定位

    当代文学批评中的张恨水研究活动进入第二阶段，是以1994年召开的第二次张恨水学术研讨会和1997年在北京召开的“张恨水与中国通俗文学研讨会”为标志的。这时，学界已超越了“辨诬”的讨论范畴，使文学批评回归于实践的品性，从共时与历时两个方面探讨张恨水在现代文学坐标系上的定位，以充分发掘他作为现代通俗文学大师的价值。从横向上看，张恨水通俗小说产量最高，成就最辉煌，在同时代通俗文学家中技压群芳；从纵向看，当代通俗小说家金庸、梁羽生、琼瑶等的文学成就在许多方面仍然无法企及张恨水。学界开始把张恨水研究与中国通俗文学理论工程建设及创作实践紧密结合起来，从更为广阔的背景下，对张恨水其人其作进行全面、立体、系统的审视。

（1） 关于“张恨水思想文化精神”

    张恨水最重视民族气节和爱国爱民的大德。“五四”时期在芜湖率领《皖江日报》员工上街游行，向日本帝国主义示威；1928年济南惨案发生时即在北京《世界日报》发表政论，声讨日本侵略者的罪行；亲身参加北平民众抗日救亡的集会，断然拒绝汉奸的威胁利诱；一·二八事变后自费出版《弯弓集》，大量发表抗日御侮的国难小说；抗战爆发后张氏不惜毁家纾难、只身入川，主持《新民报》“最后关头”，义无反顾地对日寇口诛笔伐，坚忍不拔地与侵略者及其走狗汉奸在精神文化战场上血战了八年。

    更加难能可贵的是，在反帝的同时，他一以贯之地坚持反封建的事业，在北洋军阀统治下，他利用文学作品，勇敢而又巧妙地揭露军阀和政客们的倒行逆施与荒淫无耻；在国民党新军阀的残暴统治和特务政治的淫威下，他继承和发扬了鲁迅先生的战斗传统，又发挥了自己的特长，以超党派的民众代言人的姿态为民请命，以“中间偏左，遇礁即避”为战斗方略，或大声疾呼地直抒胸臆，或隐讳曲折地借古讽今、指桑骂槐。面对反人民的政治势力的威压与利诱，张恨水表现了贫贱不移、富贵不淫、威武不屈的大丈夫气概，决不同流合污，决不改行当官上贼船，“莫教堕入闲樵斧，一束柴薪值几钱”，［3］既是劝友，亦是自励，几十年如一日坚持流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卖文卖得头将白，未用人间造孽钱”。［4］在文学职业道德方面，张恨水有着不同寻常的敬业精神和严肃认真的劳动态度，既体现了他对文学事业终身的热爱和虔诚，也反映了他对读者负责、重视社会责任的情操。为了不使连载小说中断，他常常不顾劳累和厌倦，甚至带病超负荷执笔，年复一年地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写几千字，真是罕见的“徽骆驼”！为了读者，他曾强忍丧失爱女慰儿和康儿的极度悲痛，坚持把《金粉世家》写完。为了保证作品的正面效果，他坚决反对鸳鸯蝴蝶派末流宣扬色情和暴力、迷信和怪诞的行为，坚持作品内容的纯洁性的统一，坚持作品对读者至少无害、最好有益的原则，坚持通俗易懂、雅俗共赏的风格。为了讲真话、报道真实的消息，他尽了新闻记者的天职，有时还甘冒一定的政治风险。在发表敏感的政论、杂文、诗词和讽刺性小说的过程中，他常常表现出强烈的正义感和公而忘私、置个人得失安危于不顾的勇气。

（2）关于张恨水在文学乃至文化上的独特贡献及其地位

    首先，在世界文化的总体格局和庞大网络中，张恨水作品是中西文化大交融的积极产物。张恨水逐步自觉地和比较成功地实践了鲁迅先生首倡的“拿来主义”，敢于大胆拿来西方文化中有价值而又适用于现时中国国情的东西，从而不亢不卑、不激不随地达成了中西文化的比较、交流和互动，建构了一个奇特而又合理的以中为主、中西合璧的文化开放体系。重视中西文化冷静比较后择善而从的主张，既不一味守中拒西，也不一味据西批中。他在论文、序跋和为数众多的杂文中，坚持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统一而反对偏废偏枯；既宏扬孔孟之道中积极入世、爱国崇文、民本主义的精华，又接纳已成世界潮流的自由平等博爱的民治主义思想。

    其次，在经爱了五四新文化与新文学运动强大冲击波的洗礼之后，在“打倒”旧文化的潮流中，张恨水作品在历史的坐标上找到了自己特殊的立足之点，那便是新旧之交的不败之地。他在长期摸索的实践中踏上了贯通今古、调和新旧、兼收并蓄、转益多师的正确途径。他超越了新旧文学营垒彼此仇视的意识和营垒内部宗派林立互相攻击谩骂的门户之见，把全部精力集中用于默默耕耘和不懈的探索。在承先启后、沟通新旧文学、融会新旧文学方面做出了独特贡献。

    再次，在社会文化与文学多元多层次的立体结构中，张恨水作品矗立在雅俗之交的广阔天地里，引人注目。他的绝大多数作品或引雅入俗或化俗为雅，写言情不做淫声，写社会平实而不低俗，汇通俗与文雅于一体，达到了雅俗共赏的境界。

    总之，张恨水是杰出爱国文化名人，是现当代文学史上作品和读者最多，正义感人民性强、文化内涵最丰富的现代通俗文学大师，卓越的平民小说大家，同时也是一位散文大家和诗词大家。

（3）关于“双峰并秀”论

    著名作家邓友梅说鲁迅是纯文学大师，张恨水是通俗文学大师，他们“如双峰对峙，似二水分流”。安徽大学徐传礼教授进一步慎思地发挥和完善了这一观点。认为两位大师各自代表着通俗文学和纯文学的高峰和潮流，但是这两座高峰海拔相差较大，无法并肩或对峙，无论就思想深度、艺术水平或二者的完美结合看，张恨水都不足以和鲁迅相提并论；就创作道路的过程看，张恨水所代表的通俗文学潮流是渐向纯文学靠拢以至合流的；只强调二水分流也不够全面，结合当代通俗文学的现状和趋势，我们更应该强调和提倡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的互相学习、共同提高，也就是强调分中有合、合中又有分的文学辩证法。就此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张恨水和鲁迅分别是二十世纪中国通俗文学与纯文学的大师，各有千秋又互有长短，但总的看来，他们二位是“双峰高下相望，二水分合长流”。

    苏州大学范伯群教授对以上观点又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和扬弃，认为在纯文学作家中，鲁迅是高峰，在通俗文学作家中，张恨水是高峰；如果将这种说法理解为鲁迅与张恨水是“双翼”——不同文学领域中的“双翼”，应该是一种“双峰并秀”的关系，纯文学与通俗文学本来就应该是一种“并存”和“互补”的关系。

    从“双峰对峙，二水分流”到“双峰高下相望，二水分合长流”，再到“双峰并秀”论，其间历经十多年的社会实践之检验，得到学界的赞同。它不是某些学者的主观妄断，而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3、多元维度，深化拓展

    从1997年第三次张恨水学术研讨会后至今，是张恨水研究的第三阶段，即多元剖析、深化拓展阶段。这期间共召开了四次张恨水学术研讨会：2000年在潜山召开的第四次学术研讨会，2002年召开的“张恨水天柱山  旅游文化”研讨会，2005年在合肥召开的“张恨水抗战作品研讨会”，2008年在芜湖召开的“张恨水与中国传统文化”学术研讨会。这些研讨活动，不仅深化了对张氏的总体研究，而且在分体研究、比较研究、现实研究等方面取得了纵深入微的进展；研究方法也有新的尝试，如细读文本的新批评、研究读者心理对作者影响的接受美学方法运用等，不少专家还从文化学、社会学、民俗学、新闻学等多视角去发掘张恨水这座蕴藏量极高的富矿，张恨水研究呈现出向新的领域拓展和多元剖析的可喜局面，如张恨水小说与中国通俗文学走向关系的探讨，张恨水与狄更斯、老舍、赵树理、金庸的比较，张恨水创作中的消闲性、趣味性的研究，张恨水小说中女性问题的探讨，张恨水报人角色的剖析，张恨水作品中旅游文化的发掘，张恨水诗词联及散文的探讨，张恨水语言艺术的鉴赏，儒、佛、道文化和地域文化对张恨水创作影响的探讨等等，可谓是多维切入，议论风生，硕果累累。尤其是张恨水抗战作品研讨和张恨水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讨成果最为瞩目，也更具深远意义。

（1）关于张恨水抗战作品的研讨

    学界充分肯定了张恨水抗战作品独到的价值和意义。张恨水不仅是抗战文艺的先驱，而且在国家观念的建设上，对抗战文学具有思想上的贡献；张氏还创新了抗战文学的叙述手法，表现出相对自由和多样的状态，并带动整个通俗文学走向蜕变，使传统的通俗小说走向现代化。

    张恨水是中国“抗战小说”创作量最多的作家，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国家意识”最为鲜明的作家之一。他的抗战小说完成了中国的“抗战小说”由“难”转向“战”的提升。

    张恨水的抗战小说以作家敏感、细腻与新闻工作者平实、客观相结合的独特视角，对重大的历史事件与大量的生活细节进行筛选，写出了跨越十几年的民众苦难史和抗争史，为后人留下了一份珍贵的战争记忆，展现了一部内容浩繁但通俗易读的国难史、悲情的生活史和感性的心灵史。

    新时期以来文学史对抗战文学作品的取舍有偏重于讽刺暴露题材而弱化正面战场题材的倾向。事实上，抗战时期的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是相辅相成的，举国协同作战，方才赢得抗战的伟大胜利。近年来，文学界正在逐渐正视和关注表现抗战正面战场的作品，对张恨水率先倾注心血描写正面战场作品的行为予以了充分的肯定，对张氏的《大江东去》、《虎贲万岁》等作品的解读，正可为正面战场的历史复归与准确评价提供新的契机。

（2）关于张恨水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讨

围绕张恨水与中国传统文化这一主题的研讨，既有从宏观层面进行综合考察的成果，又有通过某一具体文本透视传统文化对张恨水的影响的成果，不仅考察了张恨水在多大程度上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还从艺术反映能动性角度考察了张恨水在多大层面上影响中国传统文化的延续。

首先，学者从微观上探讨了儒、佛、道、地域文化、民俗文化、俗文化、戏曲文化等传统文化因子在张恨水作品中的体现及其对张恨水创作的影响，以此为基础，大家认为：张恨水是实现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现代化观念的确立者，他的数以千万计的通俗文学作品正是以建立传统文化现代化为思想前提的。他在传承中国文学传统中，将新的元素渗入传统章回小说的文本，建立了说故事、写人物的新模式，使章回小说具有了新的艺术色彩和新的思想含量，同时注意到新文学过于浓郁的欧化倾向教训，努力打造代表传统文化精髓的本土化语言，以符合中国人的阅读习惯，满足当时的市场要求，从而通过其作品的传播，使传统文化的优秀因素得以走向大众、启蒙大众，达到了弘扬与发展中国传统文化的题旨。

其次，学者们从不虚美、不隐恶的原则立场剖析了张恨水受传统文化负面影响而带来创作上的某些缺失，譬如张恨水才子气里明显有一种中庸人格倾向，体现在作品中即为崇尚人治，比较缺乏现代性法制启蒙思想；对女性解放持否定态度，不乏大男子观念；讲究忠孝固然有合理成分，但因抱有正宗的国家民族意识而把无产阶级革命者形象排斥在外就有失公允。这种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游走的结果是：中国传统文化在成就了张恨水的同时又限制了张恨水。

三、现、当代文学的观照与互动——“张恨水批评现象”对当代文学的影响

张恨水是中国通俗文学的一面旗帜，我们研究张恨水，不能为研究张恨水而研究，不仅要洞穿历史，还要着眼现实，放眼未来，从根本上说，我们研究张恨水的目的是推动、促进当代通俗文学的发展和繁荣。根据我们的体认，就此谈几点看法：

1、张恨水是一位富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的作家，这是他创作高品位作品的真正原因。尽管张恨水把满足人们的消遣与娱乐的需要看得很重，但他却有着严肃的创作态度。张恨水在总结他创作过程与思想的《总答谢》一文中真诚地表明了他写章回小说是为了用民族大众喜爱的文学形式来反映现代生活内容，是出于一种社会责任感，也就是立志写作为人民大众的作品。这种社会责任感与张氏坚守正义的知识分子品格、不断追随时代前进、把握言情与社会写实关系的创作思想是相辅相成的。张氏这种负责任地“为人民大众而写作”的自觉至为可贵。我们今天有许多作家诗人却恰恰缺少恨水先生的这种责任感和自觉，他们标榜写诗作文是为了“表现自我”，他们从西方现代派文学拾来某些连自己也不懂的东西，装腔作势，借以吓人；他们热衷于躲进象牙之塔，做不识人间是非冷暖的精神贵族；而千百万人民群众对他们的大作高论并不买帐致使许多作品只在极小的范围内流传。因此，张恨水执意为“习惯读中国书，说中国话的普通民众”写作的自觉意识和“不作淫声，也不作飞剑斩人头的事”的创作精神对于今天的文学创作确有广泛的借鉴意义，张氏小说与时下某些打着通俗文学旗号行诲淫诲盗之实的有害作品更是不可同日而语。

2、张恨水“引俗入雅”的创作道路昭示了通俗文学的发展方向。张恨水以自己的创作实践为后来的通俗文学创作探索出一条前景看好的道路，它代表了通俗文学的发展方向。经过历史反复而又深刻的检验，证明了张恨水小说不仅深植于中华民族审美基因的地层，不仅对文学审美本性有着过人的深度把握，而且对中华民族传统艺术成规进行了恰到好处的、卓有成效的同化更新；不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足够的美学力量问鼎于“五四”载道文学和“五四”纯美文学，而且在中国——包括港台地区——现、当代通俗文学中一枝独秀，至今尚无人能与之比肩。因而，张恨水成为中国通俗小说的方向也就再理所当然不过的了。

回顾上世纪以来的文学思潮与实践，不难看出二三十年代是新文学拉着通俗文学跑，而步入80年代后期则通俗文学被金钱拉着跑，严肃文学又被通俗文学拉着跑。许多通俗文学作家为金钱而创作，因而产生了一些低品位的作品，甚至有些严肃文学作家也耐不住清贫与寂寞，变得浮躁起来，也拼命地挤进这一行列。“商品文学”有之，“痞子文学”有之…….抚今忆昔，我们今天的通俗文学创作多么需要借鉴张氏创作的成功秘诀，以便把握好通俗文学中言情与言理、言性的关系，防止偏离通俗小说的审美本性，着力在言情的基点上复合社会意蕴的审美表现，孕育催人向上的人格力量与正义导向，达到娱情益志的作用。

3、张恨水的小说理论无疑是构建当代通俗文学理论的最好参照。张恨水不仅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经验，而且上升到理论高度提出了许多精辟的创作主张，形成了比较科学的理论体系。第一，强调“服务对象”，表示愿为“习惯读中国书，说中国话的普通民众”工作；第二，强调“现代”，为他的服务对象提供“现代事物”；第三，强调章回小说改良的文体观，重故事、重结构、重人物刻画相统一的艺术观，趣味性与时代性相一致的功能观。“人性”，是张恨水小说理论的主体建构；“隐曲”，是张恨水小说思想意识的传递策略；“继承借鉴开拓”，是张恨水对章回小说理论的完善。勿庸置疑，这对繁荣当前通俗文学创作，提高通俗文学的创作质量，将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与理论保障作用。

4、张恨水研究成果丰富了当代文学批评的理论建设。当代文学批评中的张恨水研究是在学界开始正视通俗文学的历史价值和社会功能的基础上展开的，反过来，张恨水研究的学术成果也促进了当代文学批评的理论建设。

历史是不能隔断的，文化过程的一大特点就是具有连续性。打破现、当代文学的界限，开展更大历史段的文学史研究已成为近年来重要的新突破。况且包括通俗文学在内的文学现代化过程已经超越了现、当代的时间界限而与上世纪至新世纪的中国整个历史进程相适应、相同步。对五四以来乃至清末民初以来的通俗文学历史线索进行梳理是必须要做的一项工程，而这种梳理工作应建筑在对通俗文学作品、作家、社团流派的广泛和深入研究的基石之上。张恨水作为通俗文学的高峰，自然是这一工作过程中绕不过去的重镇，实践也证明现代通俗文学的理论建设正在向张恨水研究吸取许多从创作上升为理论的规律性的东西。如对张恨水融汇中西、贯通古今、雅俗交融的艺术特点的总结，在艺术机制和市场机制双重制约下，张氏坚持审美表现与市场效应之间的辩证统一，侧重于发扬民族传统美德及对若干民族陋习和不合理因素的改造……这些均可为研究者总结归纳通俗文学的自在自律的运行规律和审美标准提供范本和观照。

5、张恨水研究对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通俗文学的勃兴客观上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通俗文学再次勃兴，在港台涌现了金庸、梁羽生、古龙、琼瑶等人的作品，在大陆也出现了王朔等作家作品，都赢得了众多读者的青睐，当下网络文学中通俗文学已在风行，且似乎可与以纸质为媒介的文学创作分庭抗礼。凡此种种，应该说张恨水及其作品的传播在其中有一定的直接或间接的推动作用，已有学者开始把张恨水与金庸、古龙、琼瑶等通俗文学作家进行比较研究，从中可以看出张恨水乃至张恨水研究对他们创作的影响。

新时期以来，当代文学批评中的张恨水研究取得了令人欣慰的成果，这固然是专家学者筚路蓝缕、辛勤工作的结果，但最重要的还是与文学界得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风气大开之局面是分不开的。相对于张恨水及其作品为我们提供精神的、文学的、文化的富矿来说，我们还需努力，从文学、文化学、新闻学、民俗学、社会学、经济学、史学等方面进行深入开掘。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研究成果丰硕，但是由于“左”的思想阴影还在某些领域徘徊作祟，这使得某些研究成果目前仍然局限于学术圈子，，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张恨水现象的批评活动从更广的范围、更深的层面对当代文学产生影响与发挥有益的借鉴作用。

恨水后人

大漠飞鹰

栋他爹

太长，没看懂！而且我也不是文化人~~但是关于张大师的帖子还是要顶的

wushunang

一叶一智慧

本来是标准学术论文，转载时少了些格式。如注释

根除草斩

                                                               剪掉散文的辫子

　　英国当代名诗人格雷夫斯（Robert Graves）曾经说过，他用左手写散文，取悦大众，但用右手写诗，取悦自己。对于一位大诗人而言，要写散文，仅用左手就够了。许多诗人用左手写出来的散文，比散文家用右手写出来的更漂亮。一位诗人对于文字的敏感，当然远胜于散文家。理论上来说，诗人不必兼工散文，正如善飞的鸟不必善于走路，而邓肯也不必参加马拉松赛跑。可是，在实践上，我总有一个偏见，认为写不好（更不论写不通）散文的诗人，一定不是一位出色的诗人。我总觉得，舞蹈家的步行应该特别悦目，而声乐家的说话应该特别悦耳。

　　可是我们生活于一个散文的世界，而且往往是二三流的散文。我们用二三流的散文谈天，用四五流的散文演说，复用七人流的散文训话。偶而，我们也用诗，不过那往往是不堪的诗，例如歌颂上司，或追求情人。

　　通常我们总把散文和诗对比。事实上这是不很恰当的。散文的反义字有时是韵文（verse），而不是诗。韵文是形式，而诗是本质。可惜在散文的范围，没有专用的名词可以区别形式与本质。有些散文，本质上原是诗，例如《祭石曼卿文》。有些诗，本质上却是散文，例如颇普的Essay on Criticism.这篇名作虽以“英雄式偶句”的诗的形式出现，但说理而不抒情，仍属批评的范围，所以颇普称它为“论文”。

　　在通常的情形下，诗与散文截然可分，前者是美感的，后者是实用的。非但如此，两者的形容词更形成了一对反义字。在英文中，正如在法文和意大利文中一样，散文的形容词（prosaic,prosaique,prosaico）皆有“平庸乏味”的意思。诗像女人，美丽，矛盾，而不可解。无论在针叶树下或阔叶林中，用毛笔或用钢笔，那么多的诗人和学者曾经尝试为诗下一定义，结果都不能令人完全满意。诗流动如风，变化如云，无法制成标本，正如女人无法化验为多少脂肪和钙一样。至于散文呢？散文就是散文，谁都知道散文是什么，没有谁为它的定义烦心。

　　在一切文体之中，最可厌的莫过于所谓“散文诗”了。这是一种高不成低不就，非驴非马的东西。它是一匹不名誉的骡子，一个阴阳人，一只半人半羊的faun。往往，它缺乏两者的美德，但兼具两者的弱点。往往，它没有诗的紧凑和散文的从容，却留下前者的空洞和后者的松散。此地我要讨论的，是另一种散文——超越实用而进入美感的，可以供独立欣赏的，创造性的散文（creative prose）。

　　据说，自五四以来，中国的新文学中，最贫乏的是诗，最丰富的是散文。这种似是而非的论断，好像已经变成批评家的口头禅，不再需要经过大脑了。未来的文学史必然否定这种看法。事实上，不必等那么久。如果文学的价值都要待时间来决定，那么当代的批评家干什么去了？即在今日，在较少数的敏感的心灵之间，大家都已认为，走在最前面的是现代诗，落在最后面的是文学批评。以散文名家的聂华苓女士，曾向我表示过，她常在读台湾的现代诗时，得到丰盛的灵感。现代诗，现代音乐，甚至现代小说，大多数的文艺形式和精神都在接受现代化的洗礼，作脱胎换骨的蜕变之际，散文，创造的散文（俗称“抒情的散文”）似乎仍是相当保守的一个小妹妹，迄今还不肯剪掉她那根小辫子。

　　原则上说来，一切文学形式，皆接受诗的启示和领导。对于西方，中国古典文学的代表，不是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而是诗人李白。英国文学之父，是“英诗之父”乔叟，而不是“英散文之父”亚佛烈王或威克利夫。在文学史上，大批评家往往是诗人，例如英国的柯文治和艾略特，我国的王渔洋、袁子才和王观堂。在“简明剑桥英国文学史”（The Concise Cambridge History of English Literature）中，自一九二○至一九六○的四十年间，被称为“艾略特的时代”。在现代文学中，为大小说家汉明威改作品的，也是诗人庞德。最奇怪的一点是：传统的观念总认为诗人比其他类别的文学作家多情（passionate），却忽略了，他同时也比其他类别的文学作家多智（intellectual）。文学史上的运动，往往由诗人发起或领导。九缪思之中，未闻有司散文的女神。要把散文变成一种艺术，散文家们还得向现代诗人们学习。

　　现在，让我们来分析分析目前中国散文的诸态及其得失。我们不妨指出，目前中国的散文，可以分成下列的四型：

　　（一）学者的散文（scholar's prose）：这一型的散文限于较少数的作者。它包括抒情小品、幽默小品、游记、传记、序文、书评、论文等等，尤以融合情趣、智慧和学问的文章为主。它反映一个有深厚的文化背景的心灵，往往令读者心旷神怡，既羡且敬。面对这种散文，我们好像变成面对哥德的艾克尔曼（J.P.Eckerman n），或是恭聆约翰生博士的鲍斯威尔（James Boswell）。有时候，这个智慧的声音变得厚利而辛辣像史感夫特，例如钱钟书；有时候，它变得诙谐而亲切像兰姆，例如梁实秋；有时候，它变得清醒而明快像罗素，例如李敖。许多优秀的“方块文章”的作者，都是这一型的散文家。

　　这种散文，功力深厚，且为性格、修养和才情的自然流露，完全无法作伪。学得不到家，往往沦幽默为滑稽，讽刺为骂街，博学为炫耀。并不是每个学者都能达到这样美好的境界。我们不妨把不幸的一类，再分成洋学者的散文和国学者的散文。洋学者的散文往往介绍一些西方的学术和理论，某些新文艺的批评家属于这类洋学者。乍读之下，我们疑惑那是翻译，不是写作。内容往往是未经消化的什么什么主义，什么什么派别，形式往往是情人的喃喃，愚人的喋喋。对于他们，含糊等于神秘，噜苏等于强调，枯燥等于严肃。“作为一个伟大的喋喋主义的作家，我们的诗人，现在刚庆祝过他六十七岁生日的莫名其米奥夫斯基，他，在出版了他那后来成为喋喋主义后期的重要文献的大著《一个穿花格子布裤的流浪汉》和给予后期的喋喋派年轻诗人群以更大的影响力的那本很有深度的《一个戴七百七十七度眼镜的近视患者》之后，忽然做了一个令人惊讶不已的新的努力和尝试，朝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期期主义和计一世纪初期的艾艾主义大踏步地向前勇敢迈进了呢！”读者们觉得好笑么？这正是目前某些半生不熟的洋学者的散文风格。只有十分愚蠢的读者，才会忍气吞声地读完这类文章。

　　国学者的散文呢？自然没有这么冗长，可是不文不白，不痛不痒，同样地夹缠难读。一些继往开来俨若新理学家的国学者的论文，是这类散文的最佳样品。对于他们鼓吹的什么什么文化精神，我无能置啄。只是他们的文章，令人读了，恍若置身白鹿洞中，听朱老夫子的训话，产生一种时间的幻觉。下面是两个真实的例句： “再如曹雪芹之写《红楼梦》，是涉猎了多少学问智识，洞察了多少世故人情？此中所涵人类之共性，人世间之共相，人心之所同然处，又岂非具有博学通识，而徒读若干文学书，纯为文学而文学者所能违此境城？是故为学，格物，真积力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乃为中国学者与文学家所共遵循之途撤。”“吾人以上所说之发展智慧之道或工夫，我们皆名之为一种道德之实践，此乃自吾人于此皆须加以力行而非意在增加知识而说。然此诸道或诸工夫，乃属于广义之道德实践。此种种实践，唯是种种如何保养其心之虚灵，而不为名言之习气所缚，不形成知识习气之实践。”

　　我实在没有胃口再抄下去了。这些哲学家或伦理学家终日学究天人，却忘记了把雕虫末技的散文写通，对自己，对读者都很不便。罗素劝年轻的教授们把第一本著作写得晦涩难解，只让少数的饱学之士看懂；等莫测高深的权威已经竖立，他们才可以从心所欲，开始“用‘张三李四都懂’的文字（in a language "understan ded of the people）来写书。罗素的文字素来清畅有力，他深恶那些咬文嚼字弯来绕去的散文。有一次，他举了一个例子，说虽是杜撰，却可以代表某些社会科学论文的文体：

　　Human beings are completely exempt from undesirable behavior pattern only when certain prerequisites，not satisfied except in a small percen- tage of actual cases，have，through some fortuitous concourse of favorab- le circumstances，whether congenital or environmental,chanced to combine in producing an individual in whom many factors deviate from the norm in a socially advantageous manner. 这真把我们考住了。究其原意，罗素说，不过是：

　　All men are scoundrels，or at any rate almost all．Themen who are not must have had unusual luck，both in their birth and in their upbringing.

　　（二）花花公子的散文（coxcomb's prose）：学者的散文到底限于少数的作者，再不济事，总还剩下一点学问的滓渣，思想的原料。花花公子的散文则到处都是。翻开任何刊物，我们立刻可以拾到这种华而不实的纸花。这类作者，上自名作家，下至初中女生，简直车载斗量，可以开十个虚荣市，一百个化装舞会！

　　这类散文，是纸业公会最大的恩人。它帮助消耗纸张的速度是惊人的。千篇一律，它歌颂自然的美丽，慨叹人生的无常，惊异于小动物或孩子的善良和纯真，并且惭愧于自己的愚昧和渺小。不论作者年纪有多大，他会常常怀念在老祖母膝上吮手指的金黄色的童年。不论作者年纪有多小，他会说出有白胡子的格言来。这类散文像一袋包装俗艳的廉价的糖果，一味的死甜。有时袋里也会摸到一粒维他命丸，那总不外是一些“记得有一位老哲人说过，人生……”等等的金玉良言。至于那位老哲人到底是萧伯纳、苏格拉底，或者泰戈尔，他也许根本不记得，也绝对不会告诉你。中国的散文随“漂鸟”漂得太远，也源得太白了。几乎每一位花花公子都会蒙在泰戈尔的白髯上，荡秋千、唱童歌、说梦话。

　　花花公子的散文已经泛滥了整个文坛。除了成为“抒情散文”的主流之外，它更装饰了许多不很高明的小说和诗。这些喜欢大排场的公子哥儿们，用起形容词来，简直挥金如土。事实上，他们的金都是膺品，其值如土。他们绝大多数是全盘西化的时代青年，大多数只知道罗密欧与朱丽叶而不知道梁山伯与祝英台，大多数看过摩娜·莉莎的微笑，听过《流浪者之歌》，大多数都富于骑士的精神，不忘记男女两性的平等地位，所以他们的散文里充满了“他（她）们都笑了”的句子。

　　伤感，加上说教，是这些花花公子的致命伤。他们最乐意讨论“真善美”的问题。他们热心劝善，结果挺身出来说教；更醉心求美，结果每转一个弯伤感一次。可借他们忽略“真”的自然流露了，遂使他们的天使沦为玩具娃娃，他们的眼泪沦为冒充的珍珠。学者的散文，不高明的时候，失之酸腐。花花公子的散文，即使高明些的，也失之做作。

　　（三）浣衣妇的散文（washerwoman's prose）：花花公子的散文，毛病是太浓、太花；浣衣妇的散文，毛病却在太淡、太素。后者的人数当然比前者少。这一类作者像有“洁癖”的老太婆。她们把自己的衣服洗了又洗，结果污秽当然向肥皂投降，可是衣服上的花纹，刺绣，连带着别针等等，也一股脑儿统统洗掉了。

　　这些浣衣妇对于散文的要求，是消极的，不是积极的。她们但求无过，不求有功。对于她们，散文只是传达的工具，不是艺术的创造，只许踏踏实实刻刻板板地走路，不许跳跃、舞蹈、飞翔。她们的散文洗得干干净净的，毫无毛病，也毫无引人入胜的地方。由于太干净，这类散文既无变化多姿起伏有致的节奏，也无独创的句法和新颖的字汇，更没有左右逢源曲折成趣的意象。

　　这些作者都是散文世界的“清教徒”。她们都是“白话文学”的善男信女，她们的朴素是教会聚会所式的朴素。喝白话文的白开水，她们都会十分沉醉。本来，用很纯粹的白话文来写一般性的应用文，例如演说辞、广播稿、宣传品、新闻报道等等，是应该也是必要的。我不但不反对，而且无条件地赞成。可是创造性的散文（更不论现代诗了）并不在这范围之内。由于过分热心推行国语运动，或长期教授中小学的国语或国文，这类作者竟幻觉一切读者都是国语教学的对象，更进一步，要一切作家（包括诗人）只写清汤挂面式的白话文。根据他们的理想，最好删去《会真记》和《长恨歌传》，只留下《错斩崔宁》和《拗相公》；最好删去杜甫和李商隐的七律，只留下寒山和拾得的白话诗。

　　在别人的散文里看到一个文言，这类作者会像在饭碗里发现一粒砂，不，一只苍蝇，那么难过。她们幻想这种“文白不分”是散文的致命伤。我绝不赞成，更无意提倡“文白不分”的散文，但是所谓“文白不分”的散文有好几种，有的是坏散文，有的却是好散文。将文白的比例作适当的安排，使文融于白，如鱼之相忘于江湖，而仍维持流畅可读的白话节奏，是“文白佳偶”，不是“文白冤家”。“雅舍小品”，“鸡尾酒会及其他”，“文路”等属于这一种。至于我在前面举例的国学者的“语录体”，非文非白，文得不雅，白得不畅，文白不睦，同床异梦的情形，才是“文白怨偶”，才算文白不分。所以，浣衣妇所奉行的主义，只是“独身主义”，不，只是“老处女主义”。她们自己以为是在推行“纯净主义”（purism），事实上那只是“赤贫主义”（prnurism）。

　　（四）现代散文（modern prose）：对于中国古典文学的修养，眼看着一代不如一代；熟谙旧文学兼擅新文学，能写一手漂亮的散文的学者，已成凤毛麟角。退而求其次，我们似乎又不能寄厚望于呢呢喃喃的花花公子，和本本分分的洗衣妇人。比较注意中国现代文学运动的读者，当会发现，近数年来又出现了第四种散文—— 讲究弹性、密度和质料的一种新散文。在此我们且援现代诗之例，称之为现代散文。

　　所谓“弹性”，是指这种散文对于各种文体各种语气能够兼容并包融和无间的高度适应能力。文体和语气愈变化多姿，散文的弹性当然愈大；弹性愈大，则发展的可能性愈大，不致于迅趋僵化。现代散文当然以现代人的口语为节奏的基础。但是，只要不是洋学者生涩的翻译腔，它可以斟酌采用一些欧化的句法，使句法活泼些，新颖些；只要不是国学者迂腐的语录体，它也不妨容纳一些文言的句法，使句法简洁些，浑成些。有时候，在美学的范围内，选用一些音调悦耳表情十足的方言或俚语，反衬在常用的文字背景上，只有更显得生动而突出。

　　所谓“密度”，是指这种散文在一定的篇幅中（或一定的字数内）满足读者对于美感要求的分量；分量愈重，当然密度愈大。一般的散文作者，或因懒惰，或因平庸，往往不能维持足够的密度。这种稀稀松松汤汤水水的散文，读了半天，既无奇句，又无新意，完全不能满足我们的美感，只能算是有声的呼吸罢了。然而在平庸的心灵之间，这种贫嘴被认为“流畅”。事实上，那是一泻千里，既无涟漪，亦无回澜的单调而已。这样的贫嘴，在许多流水帐的游记和睛三话四的书评里，最为流行。真正丰富的心灵，在自然流露之中，必定左右逢源，五步一楼，十步一阁，步步莲花，字字珠玉，绝无冷场。

　　所谓“质料”，更是一般散文作者从不考虑的因素。它是指构成全篇散文的个别的字或词的品质。这种品质几乎在先天上就决定了一篇散文的趣味甚至境界的高低。譬如岩石，有的是高贵的大理石，有的是普通的砂石，优劣立判。同样写一双眼睛，有的作家说“她的瞳中溢出一颗哀怨”，有的作家说“她的秋波暗弹一滴珠泪”。意思差不多，但是文字的触觉有细腻和粗俗之分。一件制成品，无论做工多细，如果质地低劣，总不值钱。对于文字特别敏感的作家，必然有他自己专用的字汇；他的衣服是定做的，不是现成的。

　　现代散文的年纪还很轻，她只是现代诗和现代小说的一个么妹，但是一心一意要学两个姐姐。事实上，在现代小说之中，那散文就是现代散文，司马中原的作品便是一个例子。专写现代散文的作者还很少，成就自然还不够，可是在两位姐姐的诱导之下，她会渐渐成熟起来的。

　　一九六三年五月二十日      作者：余光中

根除草斩

我们要学会接受批评，文学的道路才会越走越宽阔！

晓风残月歌

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