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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来的理由
两年前,当飞机起飞的震颤波及我的全身时,我深深吸了一口气,心里说:不管若干年后,我会以何种心情回想,这是一个意义重大的日子。
那一天,上海的天气象我的心情一样晴朗;那一天,我哈姆雷特式的迟疑、恍惚在现实的行动前撞得粉碎,我的留学成行了。
那时,没有人问我为什么。走,不需要理由。
现在,当我收拾行装准备回国时,有纷纷的疑问向我投掷,落了我一头一脸。
为什么要回去呢?为什么要回去呢?
我心里涌动着许多水流,我不奢望能清晰地表达它们。我说:“我是来读书的,书读完了,不回去干什么?”
真正的理由也许是我没有理由。负笈他乡,倦鸟飞返,需要理由吗?
但,仅仅如此吗?
我的童年是随母亲在福建省莆田度过的,那是一个有山有水有荔枝然而贫苦的地方。我的故乡是泉州,一个有着古老文明、温润如玉的南方小城。在莆田的十二年间,我们每年一次回泉州。
我从小除了普通话、闽南话,更说得一口流利、地道的莆田话。我在莆田的山水间恣意生长,长成了一株野野的雏菊。我比母亲适应,我除了比较好的衣食与教育外,一切与当地的孩子毫无二致。我如鱼得水、生气勃勃。偶有极淡的对泉州的怀念,与其称之为乡愁,不如说是一个孩子对过年的热闹与美食的向往。
然而,我与泉州的缘份很浅。十二岁时,我们终于离开了莆田,但不是回泉州,而是连根拨起,移栽到了上海。
虽然全家由此开始团聚,虽然上海是全国数一数二的大城市,但我一直不喜欢上海。我讨厌它的拥挤、嘈杂,讨厌每天包围着的精明、算计。我甚至拒绝不说上海话。整整六年中,我一直只讲普通话,因此遭受了不少白眼与讥嘲,而我用加倍的高傲、蔑视回敬他们。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渐渐开始说上海话,并且越来越流利;我有了上海人的好朋友;我到一些地方旅游时会情不自禁地想:上海要方便得多了,上海可不是这样,等等。
我渐渐融入了上海的生活。我没有注意到我的莆田话已忘了个精光。除了残存的听力,完全找不到当年的痕迹。曾经是每日每时得心应手的一种语言,竟会这样从生命中消失,我感到震惊。事如春梦了无痕,野雏菊已然变异,成了另一种植物。
我在大学二年级时回过一次莆田,试图找回一些什么。但理所当然地大失所望。我已不习惯那儿的生活,那儿的人也认为我身上有一种城市小姐的味道。登上回上海的船时,我泪如雨下,我知道这次是真正的告别了。
我感谢在那儿的十二年。它让我明白,生活并不天经地义是现在这样的,它使我心中永有一块淳朴、宽厚的净土,使我有一种有别于土生土长上海人的气质。但是,我终于只能属于上海人,我回不去了。
因为这一场体验,到日本后,我不怕我不适应,而唯恐太适应。
当我习惯了一尘不染的街道、四通八达的交通、比比皆是的商店、电话、自动售货机;当我与日本人一样疾步如飞地冲向检票口,把月票塞进自动检票机,“嚓”地从另一头送出来,而觉得这种节奏自有一种美感;当我理所当然地每天沐浴,每天换衣服,每天化妆;当我对电脑、传真机的应用渐感兴趣,对文具用品哪怕一张便笺都精益求精;当我觉得八百元一杯咖啡并不太过分,而那种咖啡专门店的品味真是不低……
尤其是,当我能用日语谈笑时!我觉得我已经太适应了。
我见过,听过许多中国人思乡念家,可回了国又无法忍受,又掉头而返、洒泪别去。除了种种复杂的社会原因外,已被异文化同化恐怕是重要原因之一。
我对那种无法在自己祖国生活的人怀着深深的同情。
我绝不能让自己陷入在外国是异乡人、回国仍是异乡人的悲惨境地。对此,我抱有足够的警惕。
还有,人在异乡,除了自己的改变(包括主动的与被动的,自觉的与不自觉的),作为我们永远的背景的家乡、祖国也在不断变着斑驳的光与色。这新旧交替、悲喜杂陈的转换期,艰苦挣扎、充满希望的更生期,不亲身参与其间,总难免隔膜。
我不愿在多少年后,让别人说我:“这你就不清楚了,那时你在外头。”那会使我的精神家园岌岌可危。
我盼望的是:在时代的浪潮中与我的同胞们一起载浮载沉,一起苦海无边或回头是岸。我要在这块祖先生活过、将来我们的子孙仍将生活下去的土地上,与“中国”一起经历阴晴风雨,共有一个完整的命运——犹如大山中一羽小小的蕨草。
正如恋爱中人往往在“他(她)有什么好”的诘问前沉吟不语一样,我回国的“理由”永远无法传达我内心真正感受的丰富。
但是,既然有那么多在乎我的人不明白,我愿意把我内心的一个层面公开出来。我努力了。
不知到起飞那天,成田机场会是什么天气,途中会遇上什么云层、气流,但我心里,是一片坦然的晴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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