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山茶香沁古今（一）

今世缘

皖山茶香沁古今

——皖江茶文化钩沉与通鉴



茶之于国人，乃最宜精行俭德健身之物。无论是春恹解困、夏暑消渴，还是秋燥润声、冬寒温体，历史上不论是锦衣玉食的富裕之家，还是粗茶淡饭的底层门户，乃至现代社会的都市人家与乡村百姓，大都有着饮茶啜茗的生活消费。“开门不离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茶已融为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审美情趣。作为世界上最早发现和利用茶的国度，茶还是中国人民奉献给人类的第五大发明。

随之而成就了的是，中华茶文化枝繁叶茂，成为华夏文化园里的一树奇葩。历来名山出名茶，且不说四川蒙顶、西湖龙井、太湖碧螺、庐山云雾、武夷岩茶……为笔者特别关注的是，当今学界与业界人士提及安徽的茶文化，往往偏重于皖南与皖西而轻略于皖西南，于此当有地方整理挖掘与现实创新不足之故也。笔者有心就此梳爬稽考，终于发现，拥有皖山皖水、胜甲江淮的皖西南——安庆一方，茶文化其实亦源远流长，历史悠久，内涵厚重，自有其独特的成长史、地域性、传承性、历史的与现实的意义，应该在安徽乃至中华茶文化宝库中占有一席之地，值得人们重新认识，进而合理继承，弘扬光大，通过茶叶文化力与茶叶生产力、消费力的互动，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以造福一方，裨益社会。

一、皖山茶史越千古

我国历史上曾有“神农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二毒，得茶以解之”的记载(1)故而有“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之说。茶叶在我国至少已有5000多年的历史。近年又有浙江跨湖桥遗址发现8000年前跨湖桥人煮茶习惯之说(2)，其依据在于这里出土了新石器时代的土陶茶具。无独有偶，就在皖山主脉所在的潜山县发现的距今5500年左右的薛家岗文化遗址中，亦出土了大量的陶壶、罐、碗之类，这些作为食用盛器者，有人推测也有茶具使用功能，盖因原始社会中人们生活简朴，无专门茶具，往往一具多用之故也。

今日之安庆市及所辖八县（市），历史上一直是以皖为号的物质文化习俗相似的独立文化单元区。春秋时期皖伯大夫在此治理皖国有方，故百姓崇其政，尊称这里的天柱山为皖公山，水曰皖水，城曰皖城。因天柱山深藏于千山万壑之中，故又有“潜山”之称谓，其实，皖公山、天柱山、潜山皆为一山之多名也。又因历史上的晋熙郡——舒州——安庆府前后相继近千年而驻治于天柱山下，今潜山县城即皖城曾是这一方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故人们习惯上就把这一方山脉通称为皖山，地称皖地，人称皖人，尽管安庆府在南宋末迁往长江边而治宜城，这一概念却沿袭不变。至于这一概念外延进一步扩大覆盖到今安徽全省，则是在安庆成为安徽省会之后的事。

从地理形势看，今日安庆全市方圆一万五千多平方公里，其中山场所占面积较大，号称六山一水二分田。作为大别山东南余脉的最高峰多枝尖至天柱峰一线构成了皖山主脉，其余皆为支脉。全境可分为中山林茶牧区与低山林茶农区，前者包括今潜山、岳西、太湖三县的中山区，后者则覆盖安庆市辖七县一市的低山丘陵冈区，故而明清安庆府志云：“茶，六邑俱有”（时桐城与枞阳，潜山与岳西尚未分设）“茶以皖山为佳产”。潜山县志云：“皖峰高矗云表，晓雾布护，淑气钟之，其气味不待薰焙，自然馨馥，而悬崖绝壁间有不种自生者，尤为难得” (3)按唐代茶圣陆羽的说法，茶乃“天育至妙之物”，生于幽谷，长于青山，需要良好的生态环境为依托。而皖山地区长年云雾笼罩，多漫射光，兰芳惠质，果竹林荫掩蔽，土壤PH值均在4.7～6.2之间，属于北亚热带温润的季风气候，其光照、温度、湿度均适宜茶叶生长，因此有人形容皖山茶“得岩壑之幽韧，山泉之灵魂，轻岚之优雅，清风之神髓，甘露之清醇”，故而脱颖出“清淡的仪容、纯净的色泽、清冽的馨香和温润的气韵”。

皖山茶见于文字记载者可上溯至南北朝之前。宋·苏东坡写到茶史时曾诗云“名从姬旦始，渐播桐君录”，《桐君录》是较早提及茶事的古书之一，尽管其作者年代无考，但从身为南朝齐梁间的道教思想家、医学家的陶弘景来为这本当时即认为是古书的《桐君录》作注的情况看，此书至少属此前之作。《桐君录》云：“酉阳（今湖北黄冈）、武昌、庐江、晋陵好茗，皆东人作清茗”。据考，庐江郡系秦末所置，直至东晋安帝义熙年间（405～418）于庐江郡的南部另设晋熙郡之前，皖山地区一直属庐江郡范畴，因此《桐君录》所记“庐江好茗”，当包括皖山茶在内，在庐江郡史上，今日安庆市的潜山县城曾为庐江郡治前后达72年之久(4)。

史料表明，我国茶叶生产在唐代以前发展缓慢，“茶业只是传统农业的附庸而已” (5)六朝以降，随着北方人口大量南迁，南方农业生产力水平大为提高，我国经济重心逐渐南移，至唐代中叶始，茶叶作为农业中首先发展起来的商品终于异军突起，逐渐摆脱农村副业地位，一举取代唐前期大宗商品绢帛的首席地位，茶的种植成为一种专门化的农业生产，《茶经》等论著成果的总结推行，使饮茶之风得以盛行，与茶区的进一步扩大相得益彰。唐代全国共划为八大茶区，其中，淮南道茶区由舒州等五州一郡构成，舒州辖区与今安庆市同，治所在今潜山县城，时辖怀宁、桐城、望江、宿松、太湖等五县；今潜山、岳西、枞阳等三县均含括其中，尚未分立。自中唐至晚唐，从各道的产茶州府数所占比例看，江南道44州中有40州产茶，占90.91%，居首位，其次是淮南道，占71.43%(6)。可见淮南茶区茶业经济基础较好且发展迅速，是重要的茶叶产区，因而也成为唐朝廷征收茶税一再追加的重要增长点(7)。无怪乎唐人封演在《封氏闻见记》中云：“其茶自江淮而来，舟车相继，所在山积，色额甚多。”

唐代是名茶蔚成系列的时代。唐人杨华在其著作《膳夫经手录》（碧琳郎馆丛书本）中列举了当时许多名茶及其产地、特点与销售情况，其中有云：“舒州天柱茶……亦甚甘香芳美，良可重也”；茶圣陆羽也评价认为，舒州茶在淮南茶区中是继光州茶之后较好的茶(8)，并且点明是“生太湖县潜山者”。史料表明，在唐代三十多种名茶中，舒州茶曾名满天下，不仅上达于朝廷，而且播誉于塞外边邦。据成书于公元825年前后的《国史补》载：“常鲁公使两蕃，烹茶帐中，赞普问曰：此为何物？鲁公曰：涤烦疗渴，所谓茶也。赞普曰：我处亦有，遂命之出，以指示曰：此寿州者，此舒州者，此顾渚者，此昌明者，此氵邕        湖者。”可见在唐代中叶，舒州茶已远销而进入吐蕃人的生活中。同时，在唐朝宫廷中也出现了达官贵族慕名求索天柱茶的现象。据唐·《玉泉子》与五代尉迟偓《中朝故事》二书记载：“有人授舒州牧，赞皇公德裕谓之曰：‘到彼郡日，天柱峰茶可惠数角’。其人献数十斤，李不受。明年罢郡，用意精求，获数角投之，李阅而受之曰：‘此茶可以消酒食毒。’乃命烹一觥，沃于肉食内，以银合闭之，诘旦视其肉，已化为水矣。众服其广识”。李德裕者，赵郡（今河北赵县）人士也，文宗、武宗朝宰相，人称赞皇公，其父子兄弟皆为朝廷重臣，此人可谓品茶高手，“饮茶有百益，消食又解腻”，自古以来关于茶消脂功能的记载，大多简单抽象，而李德裕用天柱茶水直接浇于肉上，一夜之间让肉化成了水，看似魔术，但很形象，让人直观地了解到什么叫“消脂”，什么叫“去肉毒”。据《华夷花木考》记载，李德裕曾以同样方法验证四川蒙顶茶的功效。众所周知，唐人最重蜀茶，素有“蒙顶山上茶，扬子江中水”之誉。从李德裕的验证评价可看出，天柱茶在内质上与顶级的蒙顶蜀茶有异曲同工之妙，这大概也是其主动索求天柱茶的缘故吧！有意思的是，李德裕的裔孙李师中竟在二百多年后将李德裕等祖先官宦大名赫然刻在了舒州天柱山麓的山谷流泉岩壁上。

宋代堪称中国茶叶史上的辉煌期。由于我国经济重心南移趋势与效果的进一步显现，南方农业发展呈现出“足可与亚洲今日之‘绿色革命相伯仲’的意义(9)。茶叶作为南方重要的农业经济作物获得大发展的条件日臻成熟，茶业经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嗜茶饮茗较之唐代犹过之而无不及，皇帝亲自撰写《大观茶论》，自上而下，风俗贵茶，有“金可得，茶不可得”之说（见宋·袁文《瓮牖闲评》）。茶叶消费被赋予了浓郁的文化色彩，被视为思想情感的载体，伦理礼制的体现，正如宋人林駉指出的那样：茶叶“俾天下之人皆知所嗜……贵于唐而盛于我朝也……习之既久，民之不可一日无茶犹一日而无食……宾主设礼非茶不交，而私家之用皆仰于此。”在这种背景下，皖山茶生产呈现出三个新的特点：

其一，舒州贡茶正式载入史册。笔者有幸从近年通过日本发现才得以刊行于世的宋版《太平寰宇记》中找到了“舒州贡茶”迄今所见最早的文字记载。其书在“舒州怀宁县”条目下有这样的内容：

“多智山在县西北三百里……山南有水一道流入太湖县界，其山有茶及蜡，每年民得採掇为岁贡。”

《太平寰宇记》是北宋初期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地理巨著。作者乐史，于太平兴国五年举进士，擢为著作佐郎，先后出知陵州、舒州、黄州、商州；后来，宋太宗以其笃学博问而授其职于文馆及御史台，因此，其所记舒州贡茶事当为可靠信笔。遗憾的是，此书初刻本极少，流传不广，到明代国内宋版已无踪影，故而连元脱脱《宋史》乃至以后安庆地方府、县志及当今《中国名茶志》均不见宋代舒州“岁贡茶”的记录。

如前所述，宋代舒州与怀宁县同治皖城，即今潜山县城，多智山在北宋时期属怀宁县；南宋末舒州升为安庆府，不久府治与怀宁县治相继迁往长江边，皖城地改置潜山县地，多智山遂属潜山县境；民国时期，由潜山等四县划出地盘新置岳西县，多智山即入岳西县版图。

值得自豪的是，在宋代贡茶地区缩小的背景下，皖地仍被列为岁贡之区，足见其茶品质之优。皖山茶在两宋朝续写着声名显赫的历史，宋、施宿《嘉泰会稽志》卷一七云：“……然茶之尤者，顾渚、蜀冈、蒙顶、皖山、宝云，皆见于唐以来记录或诗章中”。沈括《梦溪笔谈》亦云：“古人论茶，惟言阳羡、顾渚、天柱、蒙顶之类”。（见清·陆廷灿《续茶经》）

其二，舒州因茶市兴起而出现草市镇

由清人徐松等编辑的《宋会要辑稿》食货二九之七至一五云：“东南茶区有寿州麻步镇、开顺口镇，舒州龙溪镇，光州子安镇、商城镇，蕲州正桥镇、王祺镇等，皆因草市卖茶而成镇”。应该说，这是那时茶区的一大特色。中央财政大学孙洪升等专家亦研究证明，宋代随着茶叶经济的发展，出现了专门进行茶叶贸易的草市，进而兴起了一批茶叶草市镇，其中尤以东南地区较为显著。“山泽以成市，商贾以起家”（宋·陈师道）舒州地连东南，虽草市镇为数寥寥，但多少反映了地方经济的发展。

其三，舒州被纳入专门的茶叶经济区。

据《宋史·食货志》记载，宋政府对发展茶叶生产颇为重视，在淮南西路的“蕲、黄、庐、舒、光、寿六州，由官府设置了十三个山场，成立了专门的茶叶经济区，六州采茶之民称为园户，皆隶属于山场，其好处就是这些园户可以在产茶前取得宋政府预付的购茶款，是为“本钱”，但条件是所产茶叶除输茶租外，剩余产品必须全部卖给官府，宋政府虽也在其他产茶区设置山场与榷货务，但相比较而言，包括舒州在内的淮南西路的六州茶农受到官府的控制要严密得多，因而使得这里的茶农生产计划与组织性要强于其他地区。当时舒州共分三个山场，即“罗源场，太湖场，龙溪场”，生产的大宗茶属散茶，因与片、饼茶的工艺制作不同，故其成本与价格低于同重量的片、饼茶。从《宋会要辑稿》的资料看，在所有山场的散茶价格中，舒州三场的收购价与卖价总体水平都高于其他山场，可见舒州茶质量上乘，这与舒州山场的气候、土壤及采摘制作技术有关。史载宋时舒州有五大土产，“开火茶”为其一。何为开火茶？古人为纪念介子推而定清明前一日为寒食节，即家家禁忌烟火，到翌日方能开火（或曰改火），此风俗沿袭久远，“从来禁火日，会接清明朝”（唐、张说）；孟浩然《清明日宴梅道士房》诗云：“金灶初开火，仙桃正发花。”由此可知，开火茶，即清明时节茶，这比其他地区以谷雨前茶为贵更早，可见宋代舒州茶在生长与采摘方面是具有一定时地优势的。

由于淮南西路十三山场的组建，使得舒州茶业的主导地位得以确立，其发展显然有别于其他以茶为副业的地区。据宋、李焘《长编》记载北宋年产茶约近1亿市斤；至和年间，仅岁市茶淮南就达422万余斤，远远超过江南、两浙、荆湖等茶叶产区，官府从淮南茶园户手中收购聚集而牟利的茶叶数量最多；《宋会要辑稿》载：有一次一位名叫田昌的茶商一次就从舒州一山场官员手中买走十九万斤茶，足见这里园户对国家财政贡献之大。

唐宋时期是我国茶业史上一个十分重要阶段，我国茶业经济与茶文化全面发展乃至基本定型便藉于唐宋。我国历史名茶大都滥觞肇兴于唐宋。从中国名茶志及相关茶史资料看，属于今日安徽地区的唐宋时期历史名茶除舒州天柱茶外，还有寿州霍山黄芽、宣州鸦山茶、歙州茶、六安龙芽、池州九华英等，其中能与“顾渚（浙江长兴），蒙顶（四川雅州）阳羡（江苏宜兴）、蜀冈（扬州）、宝云（浙江杭州）等一流极品、绝品茶相提并论者，笔者发现，唯舒州天柱茶（即皖山茶）耳！其声誉之早之大堪为皖省物产一大骄傲，不愧为今日安庆皖山茶的杰出代表！

明清两代是中国制茶工艺继往开来、在技术上有较多创新的时期。稍前之元代，茶叶制造虽已实现由饼到散的主次转换，但贡茶仍沿袭唐宋旧制，以蒸青团饼茶为主，人们饮茶仍然保持烹煮习惯。到了明初，鉴于芽茶（即散茶）品质比团茶好，朝廷便正式下诏“罢造龙团，听茶户惟采茶芽以进”（见《明大政纪》），团饼茶除换取边马外，一般都不再生产；制茶杀青方法遂由蒸改炒，饮茶方法由煮改泡，逐渐形成了与现代相同的锅炒杀青的烘青、炒青、半烘炒的绿茶初制工艺与品饮方式，从而导致了散茶（亦称叶茶）的兴盛和全面发展，同时也推动了其他茶类的制造与发展。

应该说，明清制、饮茶方式的巨大变化为安庆（此时已由舒州升为安庆府）皖山茶的发展带来极好的新机遇。如前所述，历史上皖山茶大宗为散茶，制作散茶的经验传承久远，工艺上乘，但由于宋政府在淮南六州实行十三山场制度，包括舒州三场在内的广大茶农受到官府的控制与盘剥程度大大超过其他一般地区，宋政府在这里实行官鬻法，凭借政治权力垄断园户的茶叶资源，低价收购园户茶叶，然后高价卖给商人，其结果官府与茶商大获其利，而茶农之利甚微，正如元、马端临《文献通考》云：“凡茶入官以轻估，其出以重估，县官之利甚博，而商贾转致于西北以致散于夷狄，其利又特厚”。如此必然大大挫伤茶农扩大再生产与改进工艺的积极性和创造力；特别是元末朱元璋与陈友谅在安庆一带长期进行拉锯战，一度导致地方十室九空，到洪武年间，朝廷不得不通过移民方式予以填充，正如桐城派著名文人朱书所云：“元以后至今，皖人非古皖人也，强半徙自江西……土著才十一二耳。”这一历史变迁势必使得唐宋以来皖山茶工艺的传承后继乏力，同时也断了茶业发展的商根，使得皖地茶商难以积累与发展。所幸的是，皖地历来民风厚重，在古皖土著文化与来自江西、徽州移民文化碰撞基础上催生的新一代皖山茶农依然艰难地坚守和续谱茶史篇章，于下滑中保持着名茶薪火的传承。

明·嘉靖三十三年《安庆府志·食货志》记载安庆府物产茶叶时，以“潜山多茶，近六安者佳”为总述，然后逐次介绍“太湖……其茶……如潜山”，“宿松……其茶……如潜山”，因那时尚未设岳西县，因此安庆一方茶叶主产皆在潜山，即皖山主脉天柱山所在地。六安茶至明清声誉不减唐宋，而潜山与六安茶主产区——霍山县山水相连，今岳西境内的“界岭”即为当年潜（山）、霍（山）二县分界岭与分水岭，故有“近六安者佳”之说。另有资料表明，桐城椒园茶系明朝大司马鲁山公（孙晋）宦游时得异茶子，植于龙眠山之椒园，而后跻身“贡品”之列；太湖南阳河茶亦在明代列入户部项下贡品。



山

弄

到了清代，皖山茶渐次扩展至所辖六县，清·康熙《安庆府志》云：“六邑俱产茶，以桐之龙山，潜之闵山者为最，莳茶源在潜山县，香茗山在太湖县，大小茗山在望江县”。桐之龙山即桐城县龙眠山，即前述椒园茶产地，因其冲泡后形似新展花朵，故又称“桐城小花”；潜之闵山本属多智尖分脉南行的一座山，与之相连的还有果老岭、四望山、望湖寨等诸山，潜山县旧志历来有“望山、闵山、果老岭，其间多茶”“产茶甚佳”之说，闵山在清代及民国初年皆属潜山县清照乡与后北乡，后为岳西县田头乡，今潜山县五庙乡仍产“闵山嫩芽”茶，品质不减当年。潜山县莳茶源即宋代舒州茶主产地——“罗源山场”，今属潜山与岳西交界处，为罗姓聚集生活地，至今仍保留了罗冲、罗庄、罗　、罗屋等古地名。


自晚清至民国，皖山茶生产情况变化不大，载入史册的新亮点有宿松罗汉宕产云雾茶在清宣统年间参加江宁赛会、后于民国时期参加巴拿马赛会相继获得褒奖。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树春”，新中国成立为皖山茶发展提供了新契机。特别是三中全会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蒙安徽农业大学陈椽教授等名家指点，通过挖掘皖山名茶资源，相继开发出“天柱剑毫”、“岳西翠兰”，“天华谷尖”、“柳溪玉叶”等新创名茶，其中“天柱剑毫”与“岳西翠兰”在1985年全国首届新名茶评比大会上，双双荣获全国新名茶称号；“天华谷尖”于1989年被农业部评为部级名茶；“柳溪玉叶”于1995年第二届中国农业博览会上荣获金质奖；“桐城小花”获’98国际名茶博览会名牌推荐产品称号。近年来，潜山县大做茶文章，连续开发出“天柱弦月”、“皖山翠曲”、“天柱香芽”等系列名优茶，相继在中国芜湖国际旅游商品博览会、崂山国际茶文化节获奖。

皖山茶史的辉煌与曲折，诏示了这一文化载体之兴衰际遇，无不与皖地政治军事社会背景息息相关，是皖地经济基础的一种折射反映，在某种程度上说，即为皖地人文发展史，从中亦可窥见皖文化发展变化的某些动因与大致脉络。

二、茶文艺韵兴会长

《汉书食货志》云：“食足货通然后国实民富而教化成”。可见一千九百多年前，我国古人就深知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辨证关系。皖山茶作为皖地人特有的物质文化与意识形态的载体，不仅与历史、经济、科技相关联，而且与文学、艺术、宗教、哲学相交融，堪为物质与精神的有机集合。

中华茶文化的繁荣应始于唐代，正如唐代著名文人皮日休指出的那样，陆羽写《茶经》前，饮茶人都是糊里糊涂地加以烹制的，自从陆羽系统地总结了茶的来源，制造工具、制造过程与饮茶方式之后，天下人才真正懂得了饮茶之法。正是由于文人的介入，茶的文化内涵才得以生发与丰富，国人尚茶才得以成风：“参百品而不混，越众饮而独高”，“其性精清，其味浩洁，其用涤烦，其功致和，其诗浩荡”。笔者发现，皖山茶文化的繁荣亦与此同步。自唐宋以来，皖山茶诗应运而生，卓然生辉，成为皖山茶文化最具风彩的组成部分，其代表性者略举如下：

其一，唐·薛能《谢刘相公寄天柱茶》：“两串春团敌夜光，名题天柱印维扬。偷嫌曼倩桃无味，捣觉嫦娥药不香。惜恐被分缘利市，尽应难觅为供堂。粗官寄予真抛却，赖有诗情合得尝。” (10)

作者薛能为晚唐诗人。因物寄思，即景抒情是其诗作特点，曾以七言绝句《黄蜀葵》因花忆人寄兴而名世。此诗专以“天柱茶”为题而言情叙意，艺术手法更胜一筹。收到刘相公寄来的盖有扬州邮印的“天柱”茶包，作者感触非同寻常，通过“能敌”南海“夜光珠”，能使西王母的“蟠桃无味”，能教月宫“嫦娥药不香”等夸饰性的描写，无与伦比地衬托出天柱茶之名贵，这在“金可得，茶不可得”的崇茶年代是可以理解的，末两句写得谦虚而又饶有趣味，言己之为官低贱本不应得此名贵之茶，但是从诗情茶韵而言却又心安理得，尝之无愧！可见作者因茶赋诗的雅兴何其高也！薛能曾作《留题》诗云：“茶兴复诗心，一瓯还一吟”，表达了“诗因茶而生，茶因诗而雅”的观点，《谢刘相公寄天柱茶》就是这种观点的最好注脚。宋代大丞相李昉曾就此评论说：唐朝时候，别人把薛能看成是“粗官”，有学士赠他茶叶，于是他便感慨云：“粗官乞与真虚掷，赖有诗情合得尝”。(11)

其二，唐·秦韬玉《寄谢天柱山茶》（一作《采茶歌》）“天柱香芽露香发，烂研瑟瑟穿荻篾。太守怜才寄野人，山童碾破团团月。倚云便酌泉声煮，兽炭潜然虬珠吐。看著晴天早日明，鼎中飒飒筛风雨。老翠香尘下才熟，搅时绕箸天云绿。耽书病酒两多情，坐对闵瓯睡先足。洗我胸中幽思清，鬼神应愁歌欲成。” (12)
据唐末韦榖《才调集》资料看，秦韬玉当系楚湘人，虽长期身在长安，但对吴头楚尾的舒州应不生疏。因此，“寄谢天柱山茶”诗所抒发的感慨是亲切真挚的。

据《唐才子传》知，秦“工歌咏，恬和浏亮”，“每作人必传诵”。《全唐诗》存其诗36首，《寄谢天柱山茶》即其一。“太守怜才寄野人”为此诗缘起之笔，原来如此清香露发的“天柱香芽”系舒州太守所寄。全诗通过烹煮品饮过程描写，递进式地向人们展现了“天柱香芽”给予自己的不同寻常的见闻感受。“烂研瑟瑟穿荻篾”，言明作者收到的“天柱香芽”是用荻篾穿串起来的研饼茶，即团饼茶，正因如此，故才有“山童碾破团团月”之举。值此作者向世人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历来以散茶为大宗所产的舒州人其实早在唐代就已掌握了蒸青团饼茶制作工艺，这在唐代系十分崇尚、了不起的大事！可惜后传断续，而今国人只能在云南普洱茶中见识一二而已。

古人烹茗讲究水。以为“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 (13)其山水当指山泉水，尤以高山石隙间所出泉水为最优，有“石中泉清而甘，砂中泉清而冽，土中泉清而厚”之说。(14)从“倚云便酌泉声煮”句可见作者烹茗之雅举：以山泉为汤，以兽炭为燃，反映了唐人煮茗之习，这与明清以来直至今日国人冲泡之习大相径庭。随着煮沸之汤现，水泡如龙珠吐出，虽然“看著晴天早日明”，但“鼎中飒飒筛风雨”，令人如闻煮泉之声；据陆羽《茶经》可知，唐人烹茶有“三沸”之说，当水煮到出现鱼眼大气泡并微有沸声时为“一沸”，只有在边缘连珠般的水泡向上冒涌时，即“虬珠吐”时才为“二沸”，此时方可量出一定量的茶末，于沸水中心投下，并用竹箸环搅水汤，故该诗有云：“搅时绕箸天云绿”，著一个“绿”字，言其茶汤之嫩色也。最后以“洗我胸中幽思清，鬼神应愁歌欲成”作结，高度概括了“天柱香芽”给自己带来的主观感受，应合了文人历来所追求的品茶最高意境——清新、自然、达观、出神入化。总而言之，秦诗咏唱，使天柱茶的色、香、味逐一呈现，并层层引发出诗人的幽情诗思。品茶如入“醒乡”，“诗思因茶而清”，作者显然已经清醒地触及了我国传统诗歌美学的这一重大命题。

其三，唐·齐己《咏茶十二韵》“百草让为灵，功先百草成。甘传天下口，贵战火前名……研通天柱响，摘绕蜀山明……曾寻修事法，妙尽陆先生。” (15)

齐己为唐代著名诗僧。此诗为五言排律，共24句。作者从时节、地域、采摘、研制、烹煎等一系列环节上去吟颂茶叶。当作者想象着春茶的采摘与研制时，便有“研通天柱响，摘绕蜀山明”之佳句，其大意就是：研茶之声可与天柱山茶不同凡响者相呼应，采摘之时，巴蜀的茶山已是一片景明。唐人重蜀茶，宋人重建茶，故宋人沈括感叹：“古人论茶，惟言阳羡，顾渚，天柱，蒙顶之类，却未言建溪”。（《梦溪笔谈》）可见在重蜀茶的有唐一代，能与之相比肩者，在今安徽地界上，独天柱茶是非同凡响的。

其四，宋·黄庭坚《玉照泉》：“仙人持玉照，留在潜西峰。……持节按九城，乐此水一钟。……金瓶煮山腴，茗椀不暇攻。……一朝揭源去，枯渎草蒙茸”。(16)

黄庭坚，宋代江西诗派领袖。据考，黄在元丰三年改任吉州太和县令，十一月过舒州，拜访舅父李公择，李时任淮南西路提点刑狱，驻治舒州，黄为舅所留住十日，游览舒州名胜并赋诗数首，《玉照泉》为其一。

古人素有“山厚者泉厚，山奇者泉奇”之说(17)历来崇尚“山泉煮茶”、“煎茶三昧”，“精茗蕴香，借水而发，无水不可与论茶也” (18)。该诗起首二句即点明玉照泉在潜山（即天柱山）之西，位于玉照峰下，且黄诗原有注言，此泉为舅氏李公择始坎石采掘而名之。作为掌管舒、蕲两州九城刑狱诉讼之职的提刑官，舅氏于公事之余，以金瓶汲泉，烹煮山茗为乐，庭坚对此羡慕不已，以至于口口声声要把天柱山作为自己第二故乡（19）《玉照泉》一诗旨在颂扬舅氏这一雅举，于此乐事中亦可窥见舒州天柱茶事与文人创作的关系。

其五，宋·孙僅《题潜山》：“势参吴楚分，作镇向同安。……日转香炉暖，风生玉照寒。石楼平郡堞，天柱倚云端。……气蒸茶蕊嫩，香老菊花残……千古图经里，高名定不刊。”

孙僅为宋真宗朝儒学大师，曾游舒州作诗《题潜山》。此为五古长篇，凡48句，240字，对“吴楚分疆第一州”的舒州山水作了全面的描写与吟诵，诗中所点“香炉”峰与“玉照”泉皆为天柱名茶产地与名泉所在，所云“天柱倚云端”、“气蒸茶蕊嫩”二句即形象地概括出天柱高山茶之妙——得水气之蒸薰，受云雾之笼罩，于漫射光下生长的高山茶何其鲜嫩也。天柱茶自唐盛名，至宋仍为朝廷所重，据《欧阳文忠公集》卷86记载，时任舒州太守齐廓就因进献天柱新茶于朝廷而受到仁宗皇帝的敕赐褒奖。(20)

其六，宋·魏野《谢长安孙舍人寄惠蜀笺及茶·之二》：“谁将新茗寄柴扉，京兆孙家小紫微。鼎是舒州烹始称，瓯除越国贮皆非。卢仝诗里功堪比，陆羽经中法可依。不敢频尝无别意，却嫌睡少梦君稀”。

据宋代有关资料称，魏野是一位“不求闻达，甘居草堂”的民间诗人，在闲居陕州东郊期间，收到长安一位姓孙的中书舍人寄来的蜀纸与茶，于是便按陆羽《茶经》之法烹之，习卢仝之功饮之。其诗特地写到自己对茶具的选择使用：煮茶须用舒州鼎方才与茶道要求相称，盛茶不用越州碗即为章法所非。由于陆羽与卢仝等文人的总结倡导，中国茶道于唐代即始流行，唐人品茶有八要，即“一品、二泉、三烹、四器、五试、六侯、七侣、八勋” (21)，所谓“四器”即指讲究烹茶所用的工具器物。古人认为“茶之为物……钟山川之灵禀”(22)为了保持茶叶的天然汁味，必须讲究器具，“水为茶之母，器为茶之父”，唐代就有全套茶具的完整记录。而舒州鼎与越州瓯（碗）曾同时并行于世，闻名天下，襄阳楚人皮日休曾作《茶中杂咏》十首，其中就有专门吟颂舒州鼎与越州瓯的诗各一首，其它茶具未见有咏。其八咏《茶鼎》云：

“龙舒有良匠，铸此佳样成，立作菌蠢势，煎为潺湲声。草堂暮云阴，松窗残雪明。此时勺复茗，野语知逾清。”

按，唐宋时皖山地区所以名之为舒州，皆因此地及毗邻的寿州庐州一带均为古群舒族后裔栖息繁衍地，春秋时期，曾建有龙舒，舒龚、舒鲍、舒庸等部族方国。皮日休诗云“龙舒”当指舒州，而非当时的庐州（时舒城属庐州）。由此则从另一侧面反映出舒州皖地茶事之盛。无怪乎民谚有云：“天柱山上茶，玉照泉中水”，“煮茶舒州鼎，贮茶越州瓯”。

其七，明·解缙《香茗山》：“山岩殷窦簇朱砂，香茗丛生蓓蕾芽。采药道人何处去，洞云深锁碧桃花”。

香茗山为皖山之支脉，产茶尤香，故名之。清康熙《安庆府志》载：“香茗山在太湖县，大小茗山在望江县”。清人沈镐云：“望（江）虽蕞尔邑，实分中干古衡山之第一枝也”（古衡山即江北衡——天柱山。笔者注）望江有一黄茅尖，向南“逶迤于太（湖）宿（松）间百余里，乃起香茗山”，又由香茗山分脉两枝，即大小茗山，这些地区皆属古舒州、后安庆府的产茶区。解缙博学多才，后入直文渊阁，累进翰林学士兼右春坊大学士，其籍贯江西，香茗山就座落在皖境与江西交界处，解游此山并赋诗纪之，见证了皖地茶在明代受青睐的事实。

其八，清·姚兴泉《龙眠杂记》：“桐城好，谷雨试新铛，椒园异种分辽蓟，石鼎连枝贩霍英，活火带云烹”。

姚兴泉为桐城清代乾隆年间的乡土文学作家，住龙眠山。该山属皖山山脉向东南方向延伸的支脉，为桐城椒园茶产地。这里峰高谷深，野生兰草遍布其间，山中的椒园是明朝大司马鲁山公宦游时得异茶子而植之的名茶园，其茶芽因饱吮香馨，故制成的干茶亦能散发股股兰花香气，因此椒园茶又名“桐城小花”，为皖山名茶之一，在明代即入贡品之列。清代重臣文学家张英曾于康熙四十年休归故里桐城，尤喜此茗，在龙眠的双溪山庄居住，留有茶诗二首，分别题为《烹茶》与《新茶》，反映了汲泉煮茶品饮的独特感受。



与茶诗同步兴盛的另一种文学艺术样式——皖山茶联亦流行民间，这是一种雅俗共赏的茶文化艺术，亦能体现皖人尚茶的兴致与独特的风俗体验。

笔者发现，皖地不少古茶联至今还流传于人们的口头或留题于民间茶馆实物上，如“玉照泉中水，皖山岭上茶”，“泉烹香茗能留客，水绕皖山最惠民”，“舒鼎浪翻螃蟹眼，越瓯暖刷鹧鸪斑”。特别是一些茶亭楹联，既为建筑增色，又不乏言志抒怀兼教化之意。皖地多山川丘陵，古人在交通要道常建有茶亭凉亭，据说这是承周制之遗风，“凡国野之道，十里有庐，三十里有宿”，“盖周官之庐，犹今之茶亭也”。(23) 皖山深处的岳西县莲云乡西水岭茶亭清代道光二年的碑文云：天堂处天柱山之北，……西水岭正当西北要道也，……今建亭于岭上，购置田产，施茶于行人”。故有人撰茶联曰：

“济人以客待，消渴攘烦七分香茗三分水；

修善于旅者，享共和气一度春风二度秋”。

天柱山西边还有一座大关亭，据说民国期间有一老者余某在亭中施茶，有一前清秀才从天堂镇（今属岳西县）来，要经梅城（今潜山县城）往余井（皖河边上一渡口）去，见余老整天在此施茶，感动之余撰联曰：

“从天堂来，过关何须羡老子，

向余井去，止渴不必望梅城”。

此联用典恰到好处，由皖山地名“天堂”联想到“老子过关升仙”故事，自然贴切，突出了大关亭上连山川仙境之不寻常处；尤为含蓄巧妙的是整幅联面虽不著一个“茶”字，但通过下联字里行间所用“望梅止渴”的典故，暗示自己无论在皖山途中还是奔赴目的地——余井，皆可得施茶之利而无渴燥之烦，一方茶事如此，其民风之淳清可想而知哉！

以名胜故事入茶联的有古皖城（今潜山县城）的纪念汉末二乔遗址——秀英亭联。据《三国志》载：建安四年孙策攻皖，得二乔，自纳大乔，周瑜纳小乔。二乔即皖城人，其宅名“乔公庄园”，园内有一井，名胭脂井，据说当年二乔对水梳妆，胭脂掉入井内，久之井水泛红色而得名，井上有亭，名秀英亭，亭外有荷塘藕榭相连，环境优雅，后世成为文人游览与品茗胜地，据旧志载，其亭有联曰：

“藕叶藕花围曲槛，想当年乔妹也向个中来这绿水光中可余鬓影；

香茶香气绕重檐，问此日周郎竟为何处去那红楼庄处应有诗魂”。

以皖地民谚俗语入联的有今潜山县官庄镇往舒城方向的古道亭茶联：

“山美美，水美美，入亭一笑无忧虑；

来匆匆，去匆匆，饮茶几杯各西东。”

因皖山乃禅宗发祥地，有些茶联暗含禅机，如牛头禅六祖创立的天柱寺传有一茶联云：

“野鸟啼风，絮语啜茶姑且息，

山花媚日，点头笑容不须忙。”

此联显然受牛头禅六世门人崇慧大师所创天柱家风影响，大师不立文字，又不离文字，常以咏唱天柱山水为喻来开示弟子，此联正合其中三昧，所言天柱风物虽为日常所见，但不乏弦外音，韵外致，味外旨。

近代历史上皖地茶馆名联不少，其中以安庆市区吴越茶馆茶联最为著名，其联曰：

“天不管地不管茶馆，

山难越水难越吴越”。

吴越街暨吴越茶馆命名缘起与纪念吴越志士为争取共和自由而献身之壮举相关。此联直书志士大名，旨在向广大茶人颂扬吴先生敢越山水之艰难险阻，自我报国之精神。

为纪念皖地在传统名茶基础上新创的现代名茶，笔者撰有一联：

“天柱瑞草抽芽分剑毫，

岳西名花采蕊结翠兰”。

上联嵌名新创名茶“天柱剑毫”，下联旨明“岳西翠兰”，此二茶为皖山茶中最具代表性的上品茶，已世所公认。



由于采茶劳作协调娱兴解乏与品饮中情感交流沟通的需要，采茶歌，采茶舞与采茶戏便在皖地应运而生。著名作家张恨水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写作的《潜山竹枝词》有云：

“村前正唱采茶歌，百副花灯未算多，狮子蚌精相对开，一班刚到一班过。”

由此可知，在作者的故乡皖山地区当年采茶歌舞何其盛也。

太湖县志记载了皖山地区极具代表性的采茶歌：

“头遍采茶茶发芽，手提篮子头戴花，

姐采多来妹采少，采多采少早回家。

二遍采茶正当春，采罢茶来绣花巾，

两头绣的茶花朵，中间绣个采茶人。

三遍采茶忙又忙，丢下茶筐去插秧，

插得秧来茶要老，采得茶来秧要黄”。

皖山地区茶歌有即兴言事的特点，质朴通俗，几乎随口而歌，应劳作之节拍，抒茶民之情意，流传较广。明清以来，这里有茶事谚语道：“清明早，立夏迟，谷雨前后正当时”，可见皖山茶采摘期集中短促，劳动密集，这就为采茶女聚集山村、大显身手提供了相互交流的舞台——抬望眼，茶山披绿，坡畦如梯，片片园林接云天；雾霭蒸腾，云际飘来，声声茶歌嘹亮远！人们说这是来自大自然的歌唱，是青山幽谷的呼唤，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充满着古风气息，是今天仍然值得倡导的一种生态文化。

正是在采茶歌、舞不断融合的基础上，直接脱胎发展成采茶戏。

总体而论，中国戏曲是中国农业文明的产物。但在具体考察农业文明的因素作用时，有人提出“戏曲是我国用茶汁浇灌起来的一门艺术”。以此论观照皖地戏曲发展的过程，果然诚属不谬。安庆一方，自汉代以来百戏盛行，明末清初，在南北四大声腔交汇演变、特别是弋阳腔的传入嬗变中，诞生了富有地方特色的吹腔——清初称枞阳腔，乾隆中叶称石牌腔，亦称安庆梆子乱弹腔。这中间又受到与安庆相邻的池州青阳腔与徽州腔的影响。由于皖山地区与湖北、江西三省交界处的班社、艺人交流频繁，遂衍生出二簧腔——老徽调，由安庆艺人为主组合的徽班正是以二簧腔调为创新特色，通过徽班进京，兼收并蓄，皮簧合流，方才造就出我国戏曲中的国萃——皮黄剧——京剧。纵观这一过程，笔者发现，其间被称为“戏曲活化石”的“岳西高腔”与“潜山弹腔”均发生在皖山茶的主产区——安庆市的潜（山）岳（西）地区，这不能不与茶区茶农世代相传的茶歌茶舞的艺术基因相关。“乱弹巨擘属长庚，宗谱昆山鉴别精”，(24)“熔昆、弋声容于皮簧中、匠心独运，遂成大观”的京剧鼻祖程长庚曾经受到故乡的“潜山弹腔”与“岳西弹腔”的滋养也是无疑的。无独有偶，一些徽调、京剧名伶如叶春善（太湖县人），王惠芳（潜山县人，与梅兰芳齐名，有“兰惠齐芳”之说），《皖优谱》作者“天柱外史氏”也都是来自产茶大县的佼佼者。至于跻身当今五大地方戏曲剧种之一的安庆黄梅戏本源于采茶戏，早已世所公认。黄梅戏原名就叫“采茶戏”，起源于与皖山相邻的湖北黄梅的采茶调，清乾、嘉以后流入安庆境内而渐成气候，蔚为大观。关于采茶调何以衍生成一个大剧种，一些理论家研究的结论是与近代农业文明、近代安徽社会、近代民间歌谣、近代中国戏曲四大背景与因素有关(25)，其中却没有很好发掘皖山土生土长的采茶歌舞对来自湖北采茶调的深刻影响与交汇融变。其实，就在黄梅戏源起的年代——清代乾隆年间，皖地的潜山、太湖等地采茶歌就已经具有了一定的戏剧性俗文学因素，《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安徽卷·潜山县分卷》中就收录了这样一首《采茶对歌》：

男：桐子树上开白花，

采茶的哥哥要回家，

手捉茶树叹一声，

心爱的妹妹可知音，

一叹家中老父母，

二叹回家无盘银。

女：心爱的哥哥你莫焦，

你的盘银我办了，

乾隆大钱几十吊，

谷雨尖子几十包，

郎挑担子前头走，

妹驮包袱随后跑。

由此可见，皖山茶歌中本就具备了“对歌”这种形式，而这恰恰是能够引发采茶调向黄梅戏嬗变的具有实质性意义的形式，因为只有当采茶调被融入这种二元对答叙事因素后，才能使得作为戏剧本质之一的“动作”产生，对立（冲突）、互补（交流）成为可能，事件的形象（表演）展开有了载体，从而衍化出“二小”、“三小”戏。因此，笔者以为，采茶调能够以歌入戏，从艺术范畴看，除了得到徽调京剧因素的荫庇并从安徽近代民间歌谣中取养等原因外，有一点还必须肯定，即皖山茶歌中本来就具有的二元叙事因素也是对外来采茶调嬗变的一种文学补给。



“千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皖地民间茶俗同样也体现出茶文化精神与当地民风的有机结合。大凡乡村邻里有个磕磕碰碰、发生争执，为求和解，便由中间人出面邀请双方到茶馆“喝个茶”，凭藉茶性清淡、温润而创造出一种谦和、礼仪、中庸的氛围，进而用茶引言，和合沟通，议事断理，消除隔阂，平息纠纷。皖地人没有赶集习惯，但乡间有“上茶馆”、“坐茶馆”的习俗，“阵阵清香频入座，人人知己细谈心”，茶把乡里乡亲引入“和、敬、乐”的境地，彼此在一起谈农事、拉家常、道见闻、说苦乐，推心置腹，相互敞怀，喝出好心情，万般烦恼皆可休。又因茶性纯洁，茶树多籽，民间往往以茶联姻，订婚时男方要以茶为礼，女方接受即为许婚；结婚闹新房，新郎新娘要饮“合欢茶”；长辈做寿，晚辈要送“寿茶”；节日祭祀或举行丧礼，往往要有“清茶四果”或“三茶六酒”。皖山地区素有重情好客之风，各家各户除日常来人，必奉茶待客外，特别有趣的是，逢年过节或有重要亲戚、贵客首次上门，主人一边热情递烟上茶，一边立马让家主婆去“烧茶”，本已上茶，何又“烧茶”？原来这特殊礼仪，非安庆人不懂，此“烧茶”不是烧开水泡茶，而是要为客人在正餐前做一道副餐，当地客套话叫“垫垫肩”，早年“烧茶”大多是豆丝或面条加荷包蛋、鸡腿、瘦肉，吃茶者别的皆可尽用，惟鸡腿要留心处置，若鸡腿已撕开，但吃无妨，若鸡腿上系有红头绳，则应在动箸前将鸡腿拣出，推辞说吃不了，个中奥妙在于这种鸡腿实属向邻里所借，怕弄错而以红绳系之。这种情况已随着人们生活改善而成为历史，如今大都以茶叶蛋取代之，既朴素方便，又适合现代人不愁温饱、反嫌油腻的口味。

总之：由皖山茶派生出的茶诗、茶联、茶歌舞、茶戏曲，是具有较高欣赏价值的艺术作品，体现了皖山茶文化的高雅性；而民间茶事本身又是非常通俗化的，贴近生活的，其相关的茶俗谚语、故事、传说乃是茶文化通俗性之所在，也是茶文化高雅性的基础。因此，皖山茶文化是雅俗共赏的文化，是高雅与通俗的结合体。

囍结良缘

找个沙发慢慢品

弦月茶业

拜读此文已多遍，而今仍觉不够。作为潜山茶仁，我们深感责任重大。多年前就有安庆的记者朋友用此文名给我写了篇报道，当年只知兴奋，一身壮志豪情，誓与潜山茶业共荣辱：注册商标，引进设备，改良品种，制作包装。现如今十年弹指一挥间，“弦月”已经在安庆地区家喻户晓，聊感欣慰。自作一联和郑老：沂水弦歌共煮三江好茶，皖山月色诚待四海佳客。（拙荆老家在沂水蒙山之间）

八哨爷

我仿佛闻到了皖山茶的馨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