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延洲：《孔雀东南飞》产生地及文化溯源

陌上花开缓缓归

《孔雀东南飞》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一首最优秀的长篇叙事诗，是乐府民歌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全诗正文357句，计1785字，小序10句，计53字，历来被称为我国“长诗之圣”。对于诗中故事发生的时代、地点、男女主角的姓名，以及诗的作者和年代，文学界历来有争论。家乡的李杏林老师以不可辩驳的事实，让争议多年的孔雀东南飞的故事发生地，定位在今潜怀两县交界一带,与本地的地域、文化有着重要的联系。

产生地之辨

《孔雀东南飞》因其巨大的影响，以及巨大的经济和文化效应，成了各地的争夺对象，到目前为止有“庐江说”其依据是诗前小序：“汉末庐江府小吏焦仲卿……”；“广州说”其依据是诗中有句云：“交广市鲑珍”；又因诗中有句：“新妇入青庐”以及“画角龙子幡”等，有人考证为“南朝说”及“洛阳说”……后者考证是小范围的，前两者影响较大。但都没有充分的证据，仅从只言片语来加以揣测，是率尔之谈，经不起推敲，以下从地理位置及经济文化的变迁来全面进行论述。

地理位置及“华山”之考

古今图书集成《山川典》卷八十六曰：“周大夫城皖，史佚其姓氏，故只能称为周大夫，周封大夫于皖，而皖之名始著，大夫周之贤者也”。意即周朝有一功臣封方伯于此地，并建立了皖城，史称“皖伯”，皖伯治理有方，百姓崇其政，故尊境内天柱山为皖公山，水曰皖水，建新城曰：皖城，安徽省简称“皖”，也来源于此。在古皖国都城的西边是空旷的沼泽地，汛期来临即是茫茫一片水域，后皖河河道沿山岗疏浚，长江设大堤防洪，逐渐形成沃野千里，阡陌纵横的平原，人们往来耕作，遂成鱼米之乡。

《孔雀东南飞》在结尾处有“两家求合葬，合葬华山傍”，意思平白如话：在两家人的要求下，殉情的人最终合葬在一起，葬的地点在华山旁边。学术界对其中的“华山”有两种观点，一是用典；二是指实。

胡适先生《论〈孔雀东南飞〉》（录自2002年1月百花文艺出版社胡适《白话文学史》P52—64）谈到：陆侃如先生为了证明《孔雀东南飞》的写作年代，从《乐府诗集》引《古今乐录》云：

《华山畿》者，宋少帝时《懊恼》一曲，亦变曲也。少帝时，南徐一士子从华山畿往云阳。见客舍有女子，年十八九，悦之；无因，遂感心疾。母问其故，具以启母。母为至华山寻访，见女，具以闻；感之，因脱蔽膝，令母密置其席下，卧之当已。少日，果差。忽举席见蔽膝而抱持，遂吞食而死。气欲绝，谓母曰，“葬时，车载从华山度。母从其意。比至女门，牛不肯前，打拍不动。女曰，“且待须臾！”妆点沐浴，既而出，歌曰：

华山畿！君既为侬死，独活为谁施！欢若见怜时，棺木为侬开！

棺应声开，女遂入棺；家人叩打，无如之何，乃合葬，呼曰：“神女冢”。

《华山畿》是南朝乐府民歌，组诗25首，是历来为人们称颂的南朝吴地情歌之杰作。以上选取的是第一首反映南徐士子与华山女子的爱情悲剧,已成千古绝唱。其故事虽然神奇而近乎怪诞,但男女间所表现出来的坚毅执著、矢志不渝的至爱深情,则是惊天动地、震撼人心的。尤其是华山女子那种视爱胜命、以身殉情的大爱精神,则更是令人荡气回肠、振聋发聩。《华山畿》故事发生地华山,不在高淳,也不在句容,而具体地点则在当今镇江市丹徒石桥乡华山村。因此华山畿的神女冢变成殉情者的葬地的公名。

因此诗影响较大，许多人都认为《孔雀东南飞》的作者叙述仲卿夫妇合葬时，便用了《华山畿》的典故，遂使千余年后的读者们索解无从。如游国恩先生在《论〈孔雀东南飞〉的思想性及其他》（原载1950年《民间文艺》第一期），认为“前者（两家求合葬，合葬华山傍）是‘华山畿’的故事”。

陆先生的结论是很可疑的。庐江府治在今安徽潜山县，潜山县离西岳华山太远，但也不能就此断定是借用“华山畿”的故事。《孔雀东南飞》的夫妇，陆先生断定他们不会葬在西岳华山。难道南徐士子的棺材却可以从西岳华山经过吗？南徐州治在现今的丹徒县，云阳在现今的丹阳县。华山大概即是丹阳之南的花山，今属高淳县。云阳可以有华山，何以见得庐江不能有华山呢？两处的华山大概都是本地的小地名，与西岳华山全无关系，两华山彼此也可以完全没有关系。

以上华山实指的说法是可信的，“山”，汉字意思为：“.地面形成的高耸的部分。山离地面高度通常在100米以上，包括低山、中山与高山，是否被称作山取决于当地人”。关键在后一句“是否被称作山取决于当地人”，小吏港所在的江北丘陵地带，俗话云：“土高一丈即为山”，符合此标准。可称为山的小地名在此俯拾即是，如“王家山”、“施家山”、“前山嘴”、刘兰芝家就在“刘家山”……

诗中所说的“华山”的位置，在小吏港老街的背后，皖河的东岸，与皖河及西边的圩区，落差较大，符合称山的习惯，本地风俗，圩区人称非圩区的人均为山头上人。距此地仅二里之遥有一座“王家山”（王家山新石器遗址所在地），就是一座土丘，远低于华山，也以山名之，华山的北边有一片广阔的空地，其地名为“何家大山”，刘兰芝的家所在的“刘家山”在华山之东，距此有二公里左右，也是一座不高的山头。从以上地名可见一斑。华山所在是不争的事实。

何以以“华山”命名，“华”古通“花”，“华山”即“花山”。“花”的义项中有一条为：“具有条纹或图形的，不只一种颜色的”。此处取此义，本地地名有“李家花屋”，与之相对的有“李家破屋”、“李家茅屋”，与之相近的有“夏家花屋”和“夏家老屋”。所谓花屋就是经济条件好，住房修建、装修得较华丽、精致。以此推理，花山即美丽的山，尤其是从皖河或圩区上望，山花烂漫、树木苍翠、竹叶森森、凤尾吟吟，确实是一个山明水秀的地方。圩区殡葬的习俗，多择高地，合葬在花山上，甚合这种习俗。

经济发展之考

    根据史料记载，结合现代经济文化情况，可以断定。汉末庐江郡在扬州刺史刘馥开明管理下，繁荣的经济文化生活，正是产生《孔雀东南飞》这样伟大作品的社会基础。皖公山象一道天然屏障阻挡了西北寒流，皖河两岸，平原与丘陵交错，河湖纵横，自古以来农业生产十分发达，是天然的稻米之乡。皖河堤岸上，圩区高阜上多长竹，一年四季长青，凤尾森森，龙吟细细，点缀在稻田之间，竹篱茅舍之旁。本地所产的竹子，纤细，最大者也不过杯口粗，纹路细腻，有经验的匠人（甚至一些家庭成员）均能将竹剥成不同层次篾片，其中最柔韧的是“皮筋”和“二黄”，用这些篾片可编织出精美的竹席。因本地在宋时名舒州，故称舒席，自古至今是重要的手工业产品。

    丘陵地带，舒缓的平地种植棉和油菜，且棉和油菜轮作，高岗上种桑树，采桑养蚕，剥茧抽丝，当地群众反映，过去这一带丘陵上遍布桑树，至抗日战争前户户养蚕，妇女人人都会“织素”，而纺纱织布一直到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手工酿制的菜油，除了自己日用外，多余的亦会在市场上出售。

皖山多产林木，粗壮的杉树、毛竹顺着山势，就着溪水而下，山区的山货有蘑菇、蕨菜、石耳、木耳等，山民们将这些装上竹排直放到集市交易，商人们坐地收集，装船外运。

随着生产力的提高，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体制在改变，生产有了剩余，市场出现山货行、竹席行、米行、油行、日用品店铺等经营场所。人们将劳动所得换来生活用品和生产用品。因为社会生产力低下，剩余产品不多，商人们往往要坐地收货，逗留较长时间，有空从事文化娱乐活动。艺人们纷至沓来，各种艺术在此展现，各地文化在此碰撞，必然会催生伟大的作品。

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丰富的资源，发达的水运，使小吏港变成了皖河中游最大的商港，又因商贾往来，多种文化艺术交汇于此，从而使古港演变成文港。而当时主要是说唱，没有固定的文本，众口相传。传唱的多半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身边事，带有朴素情感，人物性格也在传唱中，逐渐丰满起来，渗透着劳动人民的感情，反映了普世价值观。《孔雀东南飞》即从此背景中走出，是多民族文化艺术的结晶。如“青庐”是北朝异俗，“龙子幡”又是南朝风尚。

民间文化发展之考

艺术出自民间，任何民间故事的产生总带有地域特征。《孔雀东南飞》是有着深厚的民间文化底蕴，带着深厚的乡土地方文化特色和民俗风情。

一脉相承的婚嫁文化

《孔雀东南飞》中描绘的婚嫁习俗，多取材于小市一带民间。两家通婚耻于用媒婆，特别讲究请有一定身份的人为媒老爹，有“选亲不如选媒”的习俗，以“名媒正娶”为荣，正如诗中所叙：“媒人去数日，寻遣丞请还”。通婚必讲礼金（聘礼）恰如诗中所说：“受母钱帛多，不堪母驱使”。选择婚期，多以腊月初八或正月初为好，这与诗中所写的“往昔初阳岁，谢家来贵门”是相应的。所谓“初阳岁”是冬至以后，立春以前，腊八和正月初都在这个时间内。男女结婚必择良辰吉日，正如诗中所叙：“六合正相应，良辰三十日”。办婚事还大讲排场。以前以坐花轿、旗锣鼓伞相迎为佳，诗中描写了太守家迎娶兰芝时水陆并进的大肆铺张的气势：“从人四五百，郁郁登郡门”，今昔对照，形式虽有不同，但气息是相通的。新娘出嫁时的时间还选择在黄昏后，这与诗中的“奄奄黄昏后，寂寂人定初”如出一辙。新娘子出嫁后第一次回娘家叫“回门”，“回门”时又特有讲究。或者是娘家派人去接，或者是婆家派人送。如果是自己单独回来，那就是不受欢迎的人，视为有伤风雅，见不得人的丑事。这与诗中所写的：“汝今何罪过，不迎而自归”“入门上家堂，进退无颜仪”、“阿母大悲摧”等等，几乎是亦步亦趋，惟妙惟肖。女儿出门，为娘的“以哭为发”，历数女儿的成长与教育过程，以及对未来生活的祈盼，犹如诗中所叙：“十三教汝织，十四能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知礼仪，十七遣汝嫁，谓言无誓违。”声情并茂，常常引来众人围观并评论。时间过去了一千七百多年，而婚俗细节何其相似乃尔。伟大的文学作品，对醇风厚俗的传承，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别具一格的道教文化

道教借道家之名，其源头是神仙方术与原始巫术相结合的产物，历史上天柱山是道教的名山，在道教成立前就有道家方士在此活动。后有老子的弟子匡续、秦时的华子期、西汉时的乐长子栖隐修炼，影响较大的是东汉末庐江人左慈，其事迹可见于《三国演义》和《三国志》。将道教演变到民间的是东汉人李广，在小市一带广收门徒，宣扬神仙不死传播术法，于东汉光武帝建武17年7月（公元41年）聚众数千攻入皖成，杀皖侯刘闵，后被镇压，李广被诛。其徒散入民间，纷纷建庙以避栖，历史上有道教庙观：广老爷庙、广王庙、瑞云观……他们把道教异化成超度亡灵、抓妖捉鬼、猜字卜卦的术士。在民间活动，影响着人们的衣食住行。

受此影响，《孔雀东南飞》中蕴涵着大量的道教文化因子。如“视历复开书，六合正相应”，就是民俗中的“择日子”。“否泰如天地”中“否与泰”是六十四卦中的两个卦名。如今还流传着为亡灵超度的《脤孤科》中的《十二月经》中亦有“孔雀东南飞”的内容，如“十一月”经云：十一月到好悲壮，死了一对好鸳鸯，仲卿去会刘兰芝，孔雀徘徊东南方。本地道教在超度亡灵时，会将人的一生主要事迹用韵文的形式表达出来，以引发人们的追思，此即称为道教挽歌。“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亦可看作诗人运用了道教挽歌和主人自叙的形式对聪慧能干刘兰芝的追忆。

地方特色的民歌文化  

民歌是劳动人民的歌，她以绚丽多彩的形式，简朴的语言，现实主义的手法反映了劳动人民真实的生活。劳动人民通过民歌抒发情志，褒贬时风，议论时政，抨击时弊，表达爱憎。《汉书艺文志》说：“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赵代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厚薄云”。

《孔雀东南飞》从民歌中吸取了大量素材和表达方式。尽管过去了近1800年，由于沁入民族语言的精华，所以对后世影响很大。《孔雀东南飞》从它产生至编入《玉台新咏》，有许多文人对它进行了润色，但从语言风格及表现手法来看，仍可肯定它是建安时期的民间创作。它同两汉许多乐府诗一样继承和发扬了《诗经》的现实主义精神，取材于人民的现实生活，表达了人民真实的思想感情，并大量采用了口语。象“十四学裁衣”这样的句式，现代许多人仍在沿用。一些目不识丁的老太太在回忆自己年轻往事的时候，常常这样说；“十一学纺纱，十二学织布，十三学裁衣……”便是民歌常用的艺术手法。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南来北往的商人多会于此，他们带来大量的货物的同时，也带来了各地民间文化，多元文化在此交会，为当地民间文化注入了生机和活力，为《孔雀东南飞》长诗的成型奠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可以这样说《孔雀东南飞》是民间文化的结晶。所以地诗中出现：“交广市鲑珍”、“四角龙子幡”也就是自然之事了。

内容与形式的传承之考

《孔雀东南飞》虽然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但离不开文人的润色与整合。以下单从内容传承和表现形式上予以说明。

从文化源头上吸取养分

在汉乐府中，有一首四言的《古艳歌》：“孔雀东飞，苦寒无衣。为君作妻，中心恻悲。夜夜织作，不得下机。三日载匹，尚言吾迟。”与《孔雀东南飞》在内容上有联系，与刘兰芝的悲诉几乎相同。《古艳歌》可以看做《孔雀东南飞》的一个祖本或是异本。《孔雀东南飞》便是来自这样的祖本或是综合诸多这样的祖本面成，这使得《孔雀东南飞》带有明显的民间创作的特色，富有浪漫色彩。

《孔雀东南飞》是乐府诗中集大成者，单从女性形象上来分析可见一斑。汉乐府中有大量反映男女爱情和被压迫妇女的诗篇。《江南》一诗写男女相悦的纯洁的爱情。《上邪》与《有所思》，表现了妇女对爱情忠贞。尤其是《上邪》：“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表示要与自己的意中人结为终生伴侣,她不但指天为誓,而且连举五种千载不遇、极其反常的自然现象，用以表白自己对爱情的矢志不移，可谓用语奇警，别开生面，与“君当为磐石，妾当为蒲苇”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些显然来自于《诗经》中的《柏舟》“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

《陌上桑》则热情歌颂了一个敢于反映强暴的妇女形象。此外，乐府诗中还有不少反映妇女在爱情婚姻上不幸的诗，如《上山采蘼芜》、《白头吟》、《塘上行》等，都是反映弃妇、怨妇的作品。

《孔雀东南飞》中刘兰芝则集所有妇女形象于一身，谱写了一出催人泪下的婚姻悲剧故事。

富有特色的艺术加工

《孔雀东南飞》得力于繁简得当的剪裁。刘兰芝、焦仲卿的故事，头绪纷繁，若不加剪裁，使之集中，就会散漫无所所归统。清代诗评家沈德潜在《古诗源》中评道：“做诗贵剪裁。入手若叙两家家势，末段若叙两家如何悲恸，岂不冗漫拖沓？故竟以一二语了之。长诗中具有剪裁也。”

《采菽堂古诗选》看法更深入：“两家闻二人之死，仓皇悲恸、各怀悔恨，必有一番情事。然再写则沓拖，故直言求合葬，文势紧峭，乃知通篇之缕缕无一闲语也。前此不写两家家势，不重其家势也。后此不写两家仓皇、不重其仓皇也。最无谓语而可以写神者，谓之不闲；若不可少，而不关篇中意者，谓之闲。于此可悟裁剪法也。”裁剪中最易引人误入迷途的就是这些所谓若不可少，却不关篇意的材料。其实，一些表面看来必不可少的材料，并不一定是最重要的材料和最需花费笔墨的材料。有些只需略作交待就行了，如诗中两家家势、死后家人悲恸后悔等等。这里，关键是抓住“篇中意”，对诗材加以选择，组织，突出主要线索、主要情意。

诗中对详写部份的处理是极为出色的。仲卿求母失败，刘焦之间话别，兰芝辞婆和太守迎亲等，都是浓笔重彩的段落。这些段落在整个长诗中都是直接关系到刘焦爱情悲剧的关键内容，对人物形象的塑造、人物感情的宣泄，对题意的显示都起着极重要的作用。

更妙的是，这样的浓笔重彩，在全诗自然、朴实、流畅的基本风格中，起到了丰富色彩的作用，使整个描述的节奏疏密有致，快慢有度。沈德潜的这段评语具有真知灼见：“长篇诗若平平叙去，恐无色泽。中间须点染华缛，五色陆离，使读者心目俱炫。如篇中新妇出门时‘妾有绣罗襦’一段，太守择日后，‘青雀白鹄舫’一段是也。”

语言的生动活泼，剪裁的繁简得当，结构的完整紧凑，是这篇伟大叙事长诗的艺术特色，在汉乐府中是很少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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