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金教授的第一次访华
目击者告知,霍金在中国访问时的待遇,“很接近党和国家领导人”了。2006年,他的公众学术报告被安排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举行。听众数千,有学者专家,有高政治级别的人物,也有霍金爱好者。相比之下,霍金1985年第一次访华,是被怠慢了。那一次,偏居合肥的中国科技大学是唯一的邀请单位。在中央北京找不到一个类似“级别”的单位招待他。后来还是请我的朋友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刘辽教授和他的小组帮忙,照顾霍金在北京逗留了三天。
1985年的公众报告只能安排在科大的水上报告厅。听众三,四百,大多是不到二十岁的学生,许多还是少年班的孩子。我很怕客人误认为我们不尊重他们,居然找来一群似乎还是流着永远擦不干的鼻涕的顽童来凑数,听他的“世界级”的报告。幸好,我们从南京大学天文系特别请来陆埮教授。陆教授当时的政治身份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这样,我可以向客人说,有与贵国“下院议员”等价的教授在场听报告。后来照相时,也请陆教授站在正中央。
霍金在学术上的重要成就,大都是在1985年之前做出的。1980年他已被聘为剑桥大学的Lucasian讲座教授(牛顿,狄拉克等理论物理大师都曾任这个讲座教授)。不过,1985年时,除了广义相对论和宇宙学圈子里的人,公众并不知道霍金到底是何方神圣。霍金变成一个公众“偶像”是在他的“时间简史”一书畅销之后。1985年霍金访问合肥时,他正在赶写“时间简史”。1985年5月2日我陪霍金和他的翻译护士等一行乘火车从合肥回北京。霍金在火车上还在抓紧时间写他的“时间简史”。他很坦率,说,写这本科普书的目的就是为赚钱。因为,他要雇用一个医生一个护士一个翻译(他当时还能说话,但一般人听不懂,必得有专门人译成普通的英文)。开销很大。英国当局和剑桥大学不能付所有费用。
黑洞vs.光陷
“时间简史”出版后,销路极佳,霍金成大众“明星”了。“时间简史”的中译本,也是中文科普丛书“第一推动”的首册。尽管如此,我敢说,大部分公众仍然并不真知道霍金的学术贡献在那里。TIME(时代)杂志有文说,购有“时间简史”者,大多只看到(或只能看到)第三页。可以推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里的数千霍金听众,读过第三页以后者,也不会多。
这不奇怪,隔行如隔山。特别是霍金的拿手行当——时空的大尺度结构和奇性。
说一段黑洞的掌故。六十年代晚期,普林斯顿大学的J.A.Wheeler(1911-2008)和他的学生率先开展相对论天体物理研究,他们发明了一个新词,blackhole,用以表示Schwarschild,Kerr等广义相对论解的视界特性。七十年初,国门紧闭,但blackhole研究还是渗透进了中国。广义相对论界,一开始就直译blackhole为黑洞。但是,钱学森先生有异议,他主张blackhole应译成光陷。理由是,黑洞的基本特性是,凡掉入黑洞视界的东西都出不来,光子进去,也出不来,光被陷住了,发不出光来。然而,“物理学名词”(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颁布)还是采用黑洞为blackhole的正式中译名,“光陷”译法被否定。理由也简单,黑洞是会发光的。这就是霍金的重要贡献之一——黑洞辐射,或称霍金蒸发。这个结果,霍金在1974年就得到了。不过,当时中外坊间还没有介绍霍金蒸发的科普文章,或小册子。所以,鲜为隔行者知。
“霍金蒸发”正是促使科大邀请霍金的主要理由之一。
绕过大不列颠使馆奇点
黑洞是科大天体物理小组在70年代的研究课题之一。70年代末,国门一开,首先想到的就是邀请第一流的黑洞物理学者来科大讲学。很快,1981年,黑洞“祖师爷”Wheeler“一个外国人,七十岁了,为了……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合肥)”(80年代初的标准欢迎词)。Wheeler夫人年龄更大一点,夫妇俩只带了很小的箱子。他们说,合肥人Frank(杨振宁)告诉他们,合肥是个小地方,交通不便,不宜带大箱子。
随后,我们请年轻一辈的黑洞学者来合肥。1981年就动手邀请霍金,但碰了钉子。历时四年,才达到目的。主要是由于英国驻北京使馆不同意。他们的理由很简单:合肥是个小地方,交通不便,不适合重残疾人霍金访问。霍金的饮食特别,是专门制作的。要从英国带来,或空运来。北京和英国之间的交通还可以。而合肥就太差了,要想把必要的补给及时运到合肥,似无保障。理由很充足,合肥确是差了一点。
不过,我们没有就此作罢。当时钱临照先生是科大副校长,他负责邀请霍金的公务。钱先生是英国通,深知如何与英式官僚主义周旋。他说,不必着急。英国使馆的态度只表明他们怕负责任。霍金多少也算是大不列颠的一个“国宝”(英使馆人员语),如果万一在合肥有差错,使馆的确担待不起。所以,必须想办法,让英使馆无需担待。
我们知道霍金本人很想来华。他说,只要能保证他在合肥存活(survive),他就会来。为此,科大于1983年先请BernardJ.Carr访合肥。Carr是霍金早期的学生,也是一位黑洞学者。Carr与霍金合作发展的“宇宙暴涨期小黑洞(miniblackhole)形成”理论,是该领域的奠基作。Carr任教于伦敦大学(Queen Mary),业余还研究传心术,或心灵感应。为人比较随和。请Carr来合肥的目的之一就是要他看看,合肥这个“小地方”是不是足以让“大不列颠国宝”存活三四天。Carr于1983年6月26-30日来合肥。学术演讲的题目是“人择原理”(人只能研究人可生存的宇宙)。Carr的结论是肯定的,合肥在霍金可生存的宇宙中。合肥比剑桥大多了,以大不列颠的尺度,合肥可不能算是小地方,淝河也比剑河大。剑桥虽有机场,二战时军用,但并无民航航班。如有人提议合肥与剑桥作地理交换,他赞成。(Wheeler游览三峡时也曾说,如有人提议三峡与科罗拉多大峡谷交换,他赞成)。回英国后,Carr向霍金报告了他对合肥的考察。1984年我们再度邀请霍金时,英使馆没有再反对。后来,安徽省破例,“大不列颠国宝”被安排住在稻香楼宾馆,即毛泽东在合肥的下榻处。就这样,英使馆奇点被绕过。当时的外事活动,以年为周期,1984年申报1985年的计划。所以,迟到1985年霍金才首次访华。
这就是为什么,霍金来合肥时,Carr一定要陪同。
为什麽时间总是向前?
霍金一行在科大逗留四天,4月28日到5月2日。Carr作了一个报告,霍金作了两个,一是专业的,一是公众性的。前者是黑洞形成的理论,后者是“Whydoestimegoforward?”(为什麽时间总是向前?)更通俗一点“为什麽不能返老还童?”对这个问题,霍金并没有突破性的贡献。霍金选择这个讲题,可能是要表示Lucasian讲座教授的一种传统。牛顿当年思考的问题之一是:苹果会掉到地上,月亮是不是也正在掉到地上?狄拉克则热衷于宇宙的numerology,即宇宙中各种数字之间的“神秘”关系。简言之,大英帝国的国宝们,无论是十七世纪的牛顿,还是二十世纪的狄拉克,或霍金,都挺喜欢“杞人”式的“忧天”问题。这就是一种传统。
80年代初,翻案风流行。冤假错案,无论现代的,还是古代的,一一平反。霍金演讲的一个副产品是,“杞人忧天”不能不翻案了。“杞人忧天”的贬义用法,少了。诗仙李白讥讽杞国人是“杞国无事忧天倾”。按现在年轻人的流行说法,那只证明李白本人是个“文科生”(事实描述,无贬义),只想着月中嫦娥(“白兔搗藥秋復春,嫦娥孤棲與誰鄰”),却打击杞人的物理问题:“月坠乎?”。
在三千多年前,就能提问“天坠乎?”的杞人,确实非同寻常。亚里士多德在两千多年前,为解释天不坠,发明了celestialmatter理论。现在看来并不对,但仍受到推崇。按伏尔泰的说法,牛顿的最大贡献是取消了celestialmatter。所以,亚里士多德至少想对了问题,刺激了牛顿的反向思考(月亮同苹果一样,是在坠)。提出正确的问题,乃成功之半。部分同仁曾建议,应当在河南省杞县召开一次现代宇宙学会议,为杞国国宝(们)“平反”,倡导“杞人忧天”的学术精神——提出有价值的问题。后来作罢,“忧天”一词容易被广义化,是不能用的。
在当年公众演讲中,霍金鼓吹的模型是,时间并不能总是向前。就如在地球上走,“向南!”“向南!”,不准后退,可以。但到了南极,再往任何方向走,都是“向北”了,“后退”了。在一个人的寿命期间,时间总是“向南!”“向南!”。但一当整个宇宙演化到了南极,再走就只有“向北”了。所以,“返老还童”对个人是不可能的。但对整个宇宙而言,“向南”是有终结,要转向的。讲到此,霍金为他的模型得意地笑了。当时的口译者,也一时兴起,长话短译,即兴地加了一句,霍金的模型,差不多就是“法轮回转”吧(“西游记”,唐三藏曰:“见佛求经,使我们法轮回转”)。
听了霍金的“为什麽时间总是向前?”,有如见“佛”求经,一时人人似乎都在构建自己的“法轮回转”模型。
长城与霍金蒸发
霍金到北京后,由北师大刘辽教授照应。没有大型学术活动。但霍金突然提出要上长城。这是个难题。原来的计划中没有这一项。Carr也没有料到。刘辽等向霍金解释,长城没有能力接待残疾人,没有无障碍通道。长城的基本功效就是设置障碍。它不适合行动不便者游览。但霍金不为所动,坚持要上长城。他可能是中了“不到长城非好汉”的诱惑。霍金甚至说,如果不让他上长城,他就就地自杀。虽然,盎格鲁萨克逊人不像大和日本人那样认真于自杀承诺。但这表明,没有说服的余地了。
随后,刘辽请他的一帮子男性研究生抬霍金登长城。我没有随他们去,不知道他们是如何抬这位“大不列颠国宝”的。不过我知道一个后果:霍金蒸发后来成了北师大物理系的一个不变课题,从霍金1985年的访问直到今天,二十多年里,他们不断有关于霍金蒸发的论文发表。我想,这多少是同“抬霍金登长城”有关。几个热爱黑洞的小伙子抬得太累了,心里不免会嘀咕,苦差事啊,霍金要能蒸发掉就好了。
可惜,长城不是黑洞的视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