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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堂哥姓王名业分。实用名“司令”。生于甲戌,年庚70,形单影只,孑然一身,光杆司令。自幼父逝母弃,是我父母将他养大,由于智障,未入校门。斗大的字不识一箩,写自己的名字要费九牛二虎之力,几加几等于几,板着指头要好半天才能算出结果。依乡下人的说法,他是个“烂好人”。虽是“烂好人”可长相还比较一般,1米7左右的个头,腰肥体胖,天庭饱满,地角方圆,眉峰上扬,耳大有轮,鼻梁通天,印堂明净,挺着一个大福肚。真有点官相。可恼的是:脑袋瓜不争气,幼年生癞痢,弄得头发有一撮没一撮。有一撮的黑的不正常,没一撮的秃得发亮,活像古戏中的人物脸谱。 儿时,一惹恼了小伙伴,就获赠“瘌痢头,打酱油,狗一撵,泼一头”的敬句。气得他捡起石子就扬,或找根木棍就追。可人家行动敏捷利索,石子杨不着,棍棒打不中,对方越觉得有趣,边跑边回敬,“瘌痢头……”可他气得浑身发抖,两腮通红,只好坐在地上嚎啕,或在地上打滚,或捣妈日娘……。 大集体时期,他跟社员们一样,天天出工,那时,他已是20来岁的人,生产队给他每天记7分工。(整劳力每天10分工)跟女劳力同工同酬。但干活不比女劳力麻利,除简单的粗活外,其他的不会干。队长让他为生产队看牛,活儿较轻松,但报酬很低,可他不在乎,一心把牛伺候好,每天早晨放牛前,他都要检查牛周身的草虱,帮牛挠痒,下午收牛时,带一大捆草给牛过晚。严冬,他将牛栏垫得暖暖的,烧温水饮牛。夏日炎炎,牛在哪儿干活,他就将割来的鲜草,送到哪儿。牛休息时,他将牛牵到树荫下拴好,解开备好的草,撒包尿浇一浇,看牛吃得津津有味,摸着牛的脑袋说“吃饱啦,干活可不要偷懒啊”。经他伺候的牛,条条膘肥体壮,毛纯皮嫩,常常受到队长和社员们的表扬。 文革期间,我们大队成立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常演的戏是:《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沙家浜》,《龙江颂》等八本样板戏。《沙家滨》里有个反动草包司令叫胡传魁,为了丑化反面人物,在演出时,演员故意将自己的头发弄成白一块黑一块,看上去与我堂哥的头一模一样,每逢胡司令一出台,就引起一阵喧哗,“王业分出台了,像极了……”。从此,胡司令这个美称,非他莫属。久而久之,王业分这个名字被大家淡忘了,取而代之的是“胡司令”。为了简便,大家干脆叫他“司令”。这种称呼,他不但不反对,而且很乐意接受。 “司令”诚实守信,做事认真负责,从不说假话,不做昧良心的事,不损人利己。他很乐意帮助别人,哪家有事缺人手,只要喊一声,司令爹或司令爷来帮一下,他随叫随到,从不拖泥带水。半天,一天,甚至几天也不谈报酬,更不必感谢。邻居们出门办事,十天半月,半年一年,丢下家让他看管,钥匙干脆丢给他,尽管放心。 改革开放后,他也曾出门打过工:护理过病人:残人。葛来宝病期住院是他护理的,只拿了一点生活费。五保户王五生,出院后,是他一直护理到最后一刻,没拿报酬。他靠“五保”和“养老金”过日子,日子过得较艰难,但他很乐观。或甩着双手,吹着口哨在路上,田间地头溜达,或帮邻居干点手头火儿。 不记得是哪一年,司令在九华山一座寺庙里皈依,成了一名名副其实的居士,从那以后,他再也不杀生了,但他照样吃荤,年轻时,一顿吃3斤肉不在话下,现在人老了,肉量也小了。前些年,常常看到他,穿着僧服,挎着香包,晃着光亮的脑袋,去参加九华山,迎江寺,三祖寺,吉祥寺等佛事活动。近年,司令与他师父失去了联系,没有人通知他去外地寺庙参加佛事活动了。 吉祥寺建寺以后,司令是第一个志愿者。无尝地为吉祥寺打柴,种菜,搞卫生,守寺等等。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如今的司令,失去了往日的“雄风”。由于耳朵失聪,邻居们很少跟他聊天,使他多了一份孤独,少了一些笑颜。他每天起得很晚,睡得特早,但每逢初一十五,必去吉祥寺当义工。每次去县城他都要到吉祥斋去坐坐。他不倚老卖老,只要吉祥寺有活他都抢着干,无尝地为邻居们看家护院,搞卫生,带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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