肥 东 谢 叔

古南岳樵

                                                                                                      肥 东 谢 叔

        忽闻肥东的谢叔已仙逝而去，我虽知他年近九旬这是迟早哪天的事，但心中还是不禁“咯噔”一下，不由默念：谢叔啊，您曾与家父一样蒙冤廿载，度尽劫波却威武不屈，总算熬到拨乱反正沉冤昭雪，还赢得老来安享晚年福臻上寿，终归是天存公道矣！
       谢叔的形象是深深地植根于我的童年记忆中的。肥东谢叔自然姓谢，亦自然是安徽肥东人氏。记忆里谢叔个头不高，皮肤稍黑，额头部位皮肤光亮，说话轻言细语，一口地道的肥东口音。其实谢叔要比家父年长两岁的，按理本该称他为谢伯，可我们却从小就一直这么叫，现在想来可能是与谢叔的名字不无关系吧，因为谢叔的名字叫谢伯行，平辈熟人之间常有只喊姓名中前两字的习惯，如果我们喊谢伯正好就等同是喊了他的名字，这在做晚辈的来说自属不敬。
        70年代早中期，我还在读小学，谢叔与家父却都是早已先后被烙上了十七八年的“黑五类”身份，在“牛鬼蛇神”堆里历经批斗、游街、劳改等各种高规格待遇后，终因命大得以幸存下来。此时已是文革末期，被斗的死的死了，还活着的都很泼皮一时也死不了，而施斗的虽“其乐无穷”但估计也是斗累了，处于强弩之末的文斗武斗消歇期，于是活着的被斗者终于稍稍得以苟延残踹歇口气。
        那时的谢叔早已从原工作单位县人民法院秘书任上被清理了出来，被放逐在县建筑公司看场打杂接受监督改造，工资也从原来级别剧降至象征性的每月20元生活费。而家父被戴帽后虽撤了职务降了级别人事关系却也还一直留在原单位，只是在接受批斗并被遣送到各处劳动改造吃尽苦头后此时也回到了县城的原单位。其实谢叔与家父在被戴帽打入另册几年后，倒是有段时间有政策有指标分阶段地允许部分表现好的可以摘去帽子，但前提是必须要首先承认自己的罪行并签写诸如认罪悔过书之类，耿直的谢叔严词拒绝承认强加给自己的莫须有罪名，最后面对认罪威逼竟回应出“我宁可只领每月20元生活费”这样的话，摘帽之事的结局可想而知，倒是强项若此之举之语一时不胫而走。而那时的家父因于劳动改造中罹患血吸虫病正于医院就诊，有专案组人员驾临医院与谈摘帽事宜，竟也终因“拒不认罪”致戴帽依旧。那些年也确有部分他们的同类由于“低头认罪”态度较好而被摘了帽，离开牛棚返回人民队伍，有的还被结合进政权组织“革委会”里混了个一官半职。所以我在老父晚年与之闲聊时曾故意“怪罪”他为何当年那么倔强较真而不知变通，其实低低头不也就过去了，不至于后来多遭那么多年那么些罪，还让“拒不划清界限”的母亲跟着饱受牵连、打击之苦，也让我和小弟一出生就成了跟哥哥姐姐们一样的“黑五类子弟”。
       大概是白天接受改造虽已很累但到了晚上心情更苦闷孤寂吧，父亲总想找人谈谈心以多少消除些烦闷，这就想到了难兄难弟中的谢叔。父亲与谢叔分别住在县城南端与东边，父亲当时家住单位，大院人多处于被监视中，夜间不便出门怕被人发现一检举即成了“坏分子串联”，所以就需要有人前去邀请谢叔前来一叙，而当时我家比我大了八九上十岁的哥哥姐姐们都已去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去了，母亲更是受牵连后被不停地贬往县下各处各种岗位工作也不在家，这联络员的角色就理所当然责无旁贷地落到了才十来岁的我的肩上，所以我常常到了晚上就很不情愿地听见父亲对我说“上你谢叔家喊他过来坐坐”。
        当时谢叔栖身的建筑公司离我就读的小学很近，就在我上学的必经之路上，虽白天总要路过两趟却也没拐进去玩过。那时的县城夜晚很黑很静，我从城南家里出发，要走一段两边没有人家的路，有一段右边是菜地左边是段坝，坝上树木森森间有坟茔，白天倒曾偶尔与小伙伴上学途中还钻进去玩过，晚上路过就不免有些害怕。谢叔住的大院边上有个县城里最大的广场，但凡县里有什么重大集会活动都在此举行。尤其最多的是当时经常举行什么公判大会，当年的政治犯、刑事犯还有什么“投机倒把”犯罪人员的公判都在此举行，有判执行死刑的就直接从这里押赴刑场去执行枪决，所以会场均有持枪的县中队战士加民兵们队列两旁，气氛非常严肃甚至有些恐怖。而最具当时特色的应是为了让孩子们从小就接受这种政治教育吧，但凡有这样的大会县城的中小学学生都会被组织列队参加，所以经常躬逢盛会的我在漆黑的夜晚走过这寂静的广场心里多少有些紧张。好不容易拐进了谢叔住的大院，现已忘了有无大门反正总是开的可直接进去，里面两边的房子都黑着寂静无人，中间空地边上堆了些杂乱的材料物件，谢叔就住在正后面一栋老式楼房的二楼上 。印象最深刻的是楼梯为当时反特电影中常见的老式木质楼梯，因楼内比外面更黑，我总是在莫名的恐惧中高度紧张地慢慢摸索着蹑手蹑脚登上楼梯，直到走过楼梯转拐再上几级在自己双眼高出二楼地面能看见二楼走廊尽头房间露出的一些很微弱的昏黄灯光时，我才如释重负地松口气：谢叔家到了！
       那年月谢叔的家属都留在肥东老家，倒是有个跟我二哥一般大且还是同学的儿子曾被带出来读书却回乡后不幸病故，我的父母也很是为之感伤，母亲曾哀叹“老谢的日子这是怎么过哟”。而此时谢叔也还带了一个比我年龄还小一些的小儿子在身边，所以有时我到了他那儿时他正忙于给孩子洗脸什么的，见我来了会轻声对我说“你稍等一下”，我就站在辨不很清人的五官的灯光下等上一会儿。已忘了当时谢叔住处内的情形，只对他有时迎着灯光低头时有些微微反光发亮的额头还有些映像。也就至此，我的一趟地下交通员的任务算基本完成，剩下的就是跟在背着手前行的谢叔身后不用害怕地走回家去。我那时也曾纳闷为什么总是要我去喊谢叔到我家来坐而不是父亲自己去谢叔家坐坐，现在想来当是因谢叔那儿到了晚上整个大院就他在，没其他人监视，相对自由一些的缘故吧。但年幼的我却不曾想过：自己每次在害怕中走过到谢叔家的路，而谢叔每次晚上出来到我家陪父亲坐时，他那留在家里的比我更年幼的小儿子一个人在家会不会害怕。
        文革总算结束，形势开始好转，我也升入了初中，国家恢复了高考制度，忽然人们发现“老谢”居然还会英文，于是就有人让要参加高考的孩子前去请谢叔做辅导，谢叔一下子开始受人尊重起来。谢叔和家父也渐渐感觉到自己可能离被“解放”已为时不远了。可就在此时父亲竟因传递外来的一些关于同类人有了好盼头的并不很确切的消息，遭仍处文革惯性中的掌权派们追查出来后给予严厉打击，被最后一次揪出来进行全县批斗，让我在童年里司空见惯之后，又于少年时期有幸再次所幸也是最后一次目睹了家住的单位大院里与外面县城大街上，贴满了“打倒”的字样之后是被倒贴着并打上红“X”的父亲名字的大幅标语，于初春渐暖时节着着实实地感受了一次肃杀的倒春寒 。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真正的春天终于很快随着中央政策的下达来到了县一级基层。谢叔与家父终于摘去戴了逾20年之久的紧箍咒般的帽子，平反昭雪做回了正常的人。只是恢复了工作的谢叔却并未能真正恢复原职，而是被安排去了乡镇法庭工作，但即使这样仍然激发了他巨大的工作热情，听父亲说他常现在看来都不合程序地独自一人在岗时还坚持认真处理一些应急案件。而此时的父亲因上级考虑若原地复职，则其落难时有些落井下石塞黑拳的同僚及下属将难免要尴尬面对，于是就把父亲调离了本县异地复职，两位老友自此不在同县分隔两处，在各自岗位努力工作去了。后谢叔为了照顾家庭或是起了叶落归根之念还是莼鲈之思，亦或兼而有之，也申请调回了自己的原籍，在肥东县法院工作。听父亲说他调回肥东后曾在县下乡镇法庭担任庭长，工作依然非常勤勉敬业，还曾获得过劳模的荣誉。
        到龄光荣离休后谢叔在老家肥东县城安享着晚年，离开工作岗位后的他有了充足的时间致力于自己的书法爱好，2010年3月23日的《合肥晚报》上就曾刊载过谢叔的书法作品。父亲家中也挂有谢叔书赠的两幅诗词立轴，一为唐代李白的《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一是宋代陆游的《卜算子•咏梅》“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笔力沉稳内敛，苍劲老道，署款逐翁。由是知逐翁当为谢叔自号，确切涵义我虽不能推知，但见字思人之下又多少若有所知。
       谢叔后来的家庭情况我不是很清楚，十来年前却机缘巧合地得知他的那位比我年龄略小的小儿子就在省城合肥某部队医院工作，我们曾在合肥愉快地会面，患难世交之情无需言表，连去他家初次见到的弟妹和小侄女也对我们一见如故。我这时才知我的这位谢家老弟已不知何时把姓名中的谢姓给隐去了，直接以后两字作为姓名而成了“塞”姓，而那可爱的小侄女竟也没随祖姓也随其父姓了塞，叫塞上柳。塞上柳，这真是个充满诗意更蕴含着旺盛的生命力的名字。我想，这应是她那坚韧旷达颇具传统文人风骨的爷爷给取的名字吧。
       “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我一直理解旷达的陶渊明说的这话，不过是自挽时的宽慰他人之语。人非草木，狐兔之悲尚证物伤其类，人更是感情的动物，惊悉慈祥、坚韧、旷达的谢叔竟已然驾鹤西去，我纵使再怎么效仿陶彭泽那样故作旷达也是难以无动于衷的。
       噫，斯人已逝，音容宛在。谢叔啊，愿我这点零散的回忆化作心香一瓣，飞祭于您的灵前。

陌上花儿妍

龙井眠蛙

陌上花儿妍 发表于 2015-12-4 14:24

版主再献花，人文竟谁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