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宗师杨玉璇给乾隆爷制的寿山石狻猊钮宝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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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文：羲皇上人我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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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款：玉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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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嘉德香港2015春季拍卖会；尺寸：高5.5cm；拍卖时间“2015-04-06；估价：HKD 　3,800,000-5,800,000 ；


  著录：《乾隆宝薮·卷一》，清高宗，第20页
《故宫博物院藏清代帝后玺印谱：第五册·乾隆卷一》，北京故宫博物院，紫禁城 出版社，2005年，第20、53页
《故宫书画图录（七）》，台北故宫博物院，1995年，第297-299页




来源：日本著名书法家、西泠印社日籍社员青山杉雨旧藏
参阅：《故宫书画图录（十五）》，台北故宫博物院，1995年，第153-160页

《造办处活计档案：乾隆元年各作成做活计清档》，第12页

《明清帝后宝玺》，故宫博物院，紫禁城出版社，2008年，图121 嘉德2011年春季拍卖会“清宁——金石篆刻艺术”专场第2609号杨玉璇刻太平喜象寿山田黄石印章（成交价8，050，000元人民币）

     《中国美术全集：雕塑编6·元明清雕塑》，人民美术出版社，1988年，第143页，图154
张宗果（1910～1994），原名张俊勋，字幼珊，福州寿山村人，祖上为著名寿山石农张世元。著《寿山石考谱》二册八卷，分别为说图、采产、名品、解石、辨质、征故、藏石、雕钮，并附列钮人传及寿山石赋。1934年在上海《新闻报》连载，杭州西泠印社以单行本出版发行，至1949年已增订多次。著有《闽中印人传》、《福建工艺志》。是民国时期福州极为著名的鉴赏家，其所著《寿山石考谱》已成为后人鉴藏寿山石的标准范本，其在《寿山石考谱》上记载：杨玉璇“凡刻人物，先镱后锥，后用刀修光，盖镱时已肖其粗形。锥以穿孔，刀以剔精。相石势雅正，及配巧色，颜面衣裳，无不具备，其巧思有过人者”。

      青山杉雨，名文雄，字杉雨，以字行。号寄鹤山民、三车亭主、杉雨逸人等等，别署轰、寄鹤刊、嚣斋等。出身于名古屋市郊的铁道官吏之家，后随父迁居东京。初受族亲名古屋书家大池晴岚影响，并受书法林锦洞指教，初露锋芒。后入西川宁先生门，三十岁的青山杉雨，从此彻底改变了对书法的观念。（西川宁先生是明治时代大书家西川春洞之子，是日本著名书法家、汉学家、书法理论家，为战后日本书法界的最高指导者之一。）作品获得日展文部大臣奖（1963年）、日本艺术院奖（1965年）、勋三等旭日中绶章（1985年）、文化功劳者（称号）（1988年），1992年获得日本最高荣誉：文化勋章。先后担任过大东文化大学、中京大学教授，谦慎书道会理事长、顾问，日展理事、常任理事、顾问（担任评委19次，为历来最多），日本艺术院会员，全日本书道连盟特别顾问，创设了日本最大的书法团体读卖书法会并任总务。自朝日现代书道二十人展创设起（1975年，时青山先生32岁）。日本“现代书法二十人展”是日本最高层次书家阵容，1957年开始第一届“现代书法二十人展”，直至1989年的第三十三届，青山杉雨先生均在其中，为日本书法家，早期就参加了西泠印社.，是为数不多的日籍西泠社员，多次访问中国进行书法交流，并将中国古代藏品交流展出，在中日文化交流中，做出了卓越贡献。
夏月虚闲，高卧北窗之下；
清风飒至，自谓羲皇上人。
——《晋书·隐逸传·陶潜》

「羲皇上人我不为」
清高宗一生文武双全，于斯为盛。自其于太子之始，便借以所遇之重大国事家事为缘由，刻制各类宝玺钤印以示纪念。数其一生，刻制宝玺达1800余方，品类繁多，包罗极广，既有引经据典的“惟精惟一”、“所宝惟贤”、“奉三无私”等体现治国大道之印；也有取自乾隆御制诗中语的“水月两澄明”、“几席有余香”、“绘有月色水有声”、“入眼秋光尽是诗”等展现文韬之玺。乾隆所制之玺悉数收录于《乾隆宝薮》、《元音寿牒》和《宝典福书》三本印谱之内。单就印文所显，可以分为姓名年号爵位玺、宫殿名称玺、鉴藏玺、诗词佳言玺等。这些宝玺尽管种类不同，特质各异，但若能反映清高宗之所思所想者，诗词佳言首当其类。唯我等此生所幸，可得赏鉴，作为这次焦点拍品之一的“羲皇上人我不为”玺印就属于此类。

      此玺寿山石质，印体呈方形，其上玺钮圆雕狻猊，形如雄狮，回首坐立，毫发毕现，肌肉紧实，亦如率从百兽风范，雕工精美，立体感强，狻猊钮在整个印中占有较大比重，印台显得相对低矮。边款“玉璇”二字行草款，遒劲流畅，绝无滞重、生涩之感。印文为“羲皇上人我不为”七字篆体，外带旧盒包装，上有题签“杨璇遗制狻猊钮章”字样，落“乙亥春幼珊识”款。狻猊钮为清代宫廷所特有，专供内府印玺上使用，而且是等级极高的一种帝王印钮形式，观此宝玺，可知其形制之高，品格之尊贵。此玺可于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乾隆宝薮》和《故宫博物院藏清代帝后玺印谱：第五册·乾隆卷一》（后简称《清代帝后玺印谱》）中找到明确著录，经与实物比堪，无论是体量大小，还是篆法布局都与之记载完全相合，可以确定此玺即为印谱上所载的组玺其中的一枚。从书中还可得知，此印与“三希堂”和“孔颜乐处谁寻得”两印为一组宝玺，“三希堂”以堂名为主宝，“孔颜乐处谁寻得”和“羲皇上人我不为”以佳句为副宝。

      三希堂，位于紫禁城养心殿的西暖阁，八平米见方，原名温室，后改为三希堂，是清高宗弘历即乾隆帝的书斋兼鉴赏室，此地由乾隆即位时（1736年）改造而成。组玺“三希堂”、“孔颜乐处谁寻得”、“羲皇上人我不为”也应在此之后篆刻而成。《造办处活计档案》曾记载：乾隆元年“七月，玉作，初七日司库刘山父来说太监毛团交紫檀木镶嵌春格一件，内盛放蝀石图章二十四方，随字样折片一件，传旨：将图章照折片上字样写篆字呈览，准时再镌刻，钦此。于乾隆二年六月十七日照字样折片上篆写得刻图章字样、并图章二十四方、镶嵌紫檀木春格一件，七品首领萨木哈交太监毛团呈览，奉旨：照字样镌刻再匣内配做一印色盒，钦此。于乾隆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司库白世秀将镶嵌紫檀木春格一件、蝀石图章二十四方，配得水晶印色盒一件持进交讫。”乾隆皇帝于乾隆元年七月初七下令雕刻制作寿山石图章二十四方，其量之大，仅在两日之前（乾隆元年七月初五）乾隆还命用“双喜蜡蝀引首刻‘乾隆御览之宝’”置放于三希堂内做鉴赏玺印。虽然档案未注明初七玉作折片上的具体字样，但从文中可知所制玺印均为篆体，且期间有以寿山石为三希堂作鉴赏印之先例，本品之组玺或许就在造办处玉作的这二十四方寿山石印之内。可以想见，这套二十四方寿山石印配水晶印盒，昔日共装紫檀春格内，置放于三希堂，待乾隆皇帝鉴赏书画后以备应用之情景。

      从包装题签上张宗果对于此印的鉴赏与认知和此印的边款以及印钮的风格、精细程度来看，均可印证此印乃是明末清初制印巨擎杨玉璇所制。杨玉璇，又名璇、玉祥、玑。生卒年未详，为明末清初最为杰出的寿山石雕刻巨匠，康熙年间被招至内廷，奉职于造办处，其雕刻技艺娴熟精绝，题材广泛，诸如佛像、观音、罗汉、凡僧、动物形印钮无所不能，皆为其所擅长，被誉为鬼工，尤善于寿山石雕。杨氏刻钮风格雄强古雅、拙朴浑穆，其特点在该方狻猊钮宝玺上均有体现，明末清初的学者周亮工在《闽小纪》中称赞杨玉璇“能以寸许琥珀作玲珑准提，毫发毕露，见者惊奇。”其代表作“玉璇”款寿山石雕罗汉像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借由上述分析所见，此宝玺应是清初玉璇所制，供奉于内廷保存。待到乾隆帝欲为刻印之时，由太监呈出，按字样篆刻印文。此种做法于清代宫廷玺印制作中经常见到。利用前朝各印，再以篆刻新文。前文档案中亦提到太监呈览一盒二十四方玺印，奉乾隆旨意照折片上字样篆写印文，可见玺印早已存在，只是奉旨新刻印文罢了。而这件拍品即为印谱上第一组玺印中的“羲皇上人我不为”。

      此玺印文“羲皇上人我不为”出自陶渊明“自谓是羲皇上人”，“羲皇上人”指三皇伏羲氏以前的太古之人，羲皇之世其民皆恬静闲适，故隐逸之士自称“羲皇上人”。如此无忧无虑，悠然自得，可乾隆皇帝偏偏选择的是“我不为”，可见此句直接指向了弘历本人的精神世界。弘历自幼性情通达，即位之初就能清醒地在自我性情与皇帝责任之间找到不偏不倚的平衡点：作为皇帝可以附庸风雅和寄情山水，但不可也不能抛弃一切做真正的隐逸之士，只能有所为而有所不为。故“羲皇上人”看似高蹈出尘，却不为弘历所求。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弘历的子孙之辈溥儒自号“羲皇上人”，他追求成为五世祖乾隆帝不屑的野逸名士，可见其所在的大清气数已经尽了。

      组印中的另外一方副宝为“孔颜乐处谁寻得”，“孔颜乐处”指得是孔子和孔子的学生颜回不趋于物质、安贫乐道的高尚情操，是儒学关于人格理想与道德境界的命题，汉宋以来的儒学大师都把它奉为最高的人格理想与道德境界。弘历在此不是想得知有谁真正寻得了“孔颜乐处”，而是对人格理想的终极拷问，进而发扬君子之道，阐发仁义之名。

     颇具玩味的是，《清代帝后玺印谱》收录了两组印文相同的组玺拓片，细细比对，两组玺印中的“孔颜乐处谁寻得”和“羲皇上人我不为”篆体刻痕略有区别（可重点比较“寻”字和“不为”三字），“三希堂”之印则区别甚大（如图）。从而可推断，乾隆皇帝下令制作了至少两套“三希堂”、“孔颜乐处谁寻得”和“羲皇上人我不为”组印。五代赵干的《江行初雪图》（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之上钤用了书中著录的后者组玺（《清代帝后玺印谱》，第53页），从此件书画中我们可以直观地了解玺印的组合用法。可惜的是，组合使用书中前者玺印的书画案例尚未找到，只寻得明代仇英所作之《双骏图》（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单独钤用了书中著录前者组玺（《清代帝后玺印谱》，第20页）中的“羲皇上人我不为”，亦即此枚玺印。

       虽然此套组玺已被拆散，另一组钤用于五代赵干的《江行初雪图》上的兄弟组玺也不觅踪影，不免有遗珠之憾。但得以这方杨玉璇刻“羲皇上人我不为”宝玺重现拍场，使我等领略个中曲折，饶有趣味，也算是不幸之中的万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