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东平说中国的教育比什么都有希望

关门被狗咬

2010年1月16日，由《经济观察报》报社主办的“2009年度观察家年会”在北京举办，本次会议主题为“中国再出发”。凤凰网财经进行全程直播。下面是北京理工大学教授杨东平演讲。

主持人：谢谢贾导。我们现在请出中国著名教育学家、北京理工大学教授杨东平先生。

杨东平：首先像贾樟柯表示敬意，我是他忠实的粉丝。同时向《经济观察报》表示敬意，因为他们在这样一个盛大的会议上没有忘记讨论文化问题。教育问题有更大的发言权，今天中国教育到了一个新的关键时刻，大家知道国家正在制定面向未来和2020年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这个规划至今为止还没有亮相，可能最近会向公众征求意见，希望大家抓住这个机会，为中国教育改革建言献策，发出自己的声音。比较而言，经济界尽管是教育最大的用户，但对教育的发展帮助非常有限。

对于面向经济的发展，最重要解决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对于新的教育要有新的提法，我们仍然就事论事的话，可能再过三十年，我们还是在原地徘徊。第二推进以体制改革为中心的教育改革，推进实质性教育改革，这个体制改革、体制变革也必须有清晰的目标模式、清晰教育理想为前提，今天教育的问题，我今天认为，首先是全社会和教育界远远没有形成对理想教育的共识，我们对什么是好的教育没有共识。另外体制改革也缺乏重视。

第二个问题，说今天的中国教育处在新的关键时刻，还有一个非常了背景，中国教育从整体上已经超越了前些年的及其短缺、贫困的状态，政府越来越有钱，教育越来越有钱，学龄儿童大幅度下降，所以教育的供求关系已经极大的改善了，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追求好的教育。但是新的理想是什么，没有共识，很多人还是认为就是上重点学校，上清华、北大，如果这就是理想，就没有什么新的追求。

我想面向未来的教育理想有三个基本对立物，教育的拨乱反正有三个需要改造和抵制的对象。第一个是教育遗留的科学文化传统，考试至上、分数至上的价值观是一个根深蒂固的大的文化背景。但是在20世纪的大多数时间，对这都是被批判的，首先是被五四的文化所批判地。毛泽东是主要文化的批判者，所以对这套成就的教育传统的批判，但是这个批判到1976年停止了，随着文革之后，对文革教育的、对高考的恢复，全民族的教育热情重新转化为强大动力，中国教育重新纳入了一个考试之上、分数之上的无人之境。如果还不抵制这种批判，中国的文化改革无从谈起。

第二需要改造的对象，就是50年代以后形成的计划模式，是以高度集权，以培养工具性人才，培养标准线的人才为主要构成。第三是再教育自身的问题，过去我们学科中心价值观转移到以人为本的价值观。教育哲学的脉络是非常的清晰，第三个阶段到工业革命之后是学科重心，20世纪初，宏观改变了教育学的困境，把教育推陈出新。除此之外，包括健康，公民权利和义务，包括有效的利用闲暇时间，包括家庭成员，包括道德的发展，包括职业训练，加上必要的知识和掌握。

所以这是为什么中国学校和世界上大多数学校不一样，今天我们主张以人为本的价值观还是需要我们补课，否则仍然是考试至上，分数之上的唯一目标。

具体而言，面向未来的教育有这么几个基本的要点，首先是更新50年代一整套的教育方针因为我们现在使用的这套话是50年代为纲合，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我们希望培养出合格公民作为未来得新的目标，把培养接班人和建设者作为培养的目标。同样我们希望把人的全面发展、学生全面发展作为重要的价值，来取代我们过去沿用的全面发展。全面发展并不是不好的口号，因为它太高了，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社会人的发展的终极理想。

此外还要清偿价值，我们已经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但我们学校教育仍然是清偿价值，面向少数优秀学生的，面向少数可以升学的学生的，大多数是自生自灭。我们今天还沿用这样的教育是完全不合时宜的。还有实行生活教育，核心价值就是主张打通社会和教育、理论和实践、学校和家庭的联系，为改善生活而教育。我们未来提升教育的真正的基础，还要重新塑造一个教育理论和教育基础。回到正本清源，回到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回到教育和生活、学校和社会的联系，以及每个学生的健康成长和终生幸福上，而不是以少数优秀学生的成长为本，更不是以政绩为本、以考试为本等等。我想讲的就是这些，谢谢大家。

主持人：谢谢杨东平先生，老朋友了，问个八卦问题，你觉得中国教育和中国足球哪个更有希望一点？

杨东平：可能还是中国教育有希望。

主持人：为什么？

杨东平：我想整个外部环境供求关系已经极大的改善，另外公众对教育改革巨大的压力已经把教育改革提到了议事日程，我们希望通过广泛的公众参与，把巨大的压力转化为改革教育的动力。当然教育是一个政治文化市场的子系统，所以可能有一些文化价值的转变仅仅通过教育自身手段不行，需要通过全社会的政治体制改革、文化观念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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