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 的 老 师
潜山三中 方春生
离开小学二十余年了,让我最难以忘却的是我的启蒙老师——刘德泉先生。
先生一辈子扎根农村,从事一二年级的启蒙教学工作。教我的时候应该有50多岁了吧,稀疏的白发,瘦削的身板,犀利的眼神,一副老花眼镜,镜腿上系着一条橡皮筋,看书的时候把橡皮筋套在后脑勺,样子很滑稽。
当年许多的往事都已随风飘散,但那张年画、那篇文章以及那根冰棍,却永远烙在我心里最柔软的一角,幻化成我生命中一盏盏指路明灯,教我怎样去用生命诠释教师的神圣含义。
一张年画
是刘老师在小学一年级寒假时送给我的。老师说我成绩好,又很听话,像我父亲小时候。我这才知道先生是我们父子俩的启蒙老师,心中的尊敬又翻了两番。现在想来,这也就只是一张普通的年画,画的是一座寺庙旁,少林寺觉远和尚金鸡独立,摆出一副正在练习鹰爪功的架势。父亲把这张画用图钉钉在我家堂屋的右侧墙壁上,没有用胶水,有两个理由:一是土墙,胶劲小,怕贴上去没多久就会掉落;二是怕损坏年画,因为是两代人的恩师赠送。画贴上去后,原来斑驳的墙面一下子增辉了许多,我好多回站在年画下,揣摩先生送画的真意,后来父亲告诉我,先生希望我不忘锻炼身体,因为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关于什么是革命,我不懂,但小时候,身体羸弱,却是让我耽误过许多课程。我的身体在上初中后才慢慢好转,日渐强壮,因为我已经养成了锻炼身体的习惯。锻炼身体永远是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今天我更坚信这一理念的正确性。
一篇文章
准确地说,那是我小学二年级时写的一篇日记,字数应该不足两百。先生给我改了好多处,如不计其数的“计”我误写成了“记”还有许多旁批,还给我的日记加上了一小段有关拔草的细节描写——“先拔掉秧苗周围的杂草,然后用手掌把泥土抹平……”后来才知道,先生是安庆人,上山下乡的时候下放落户到我们村的,后来当上孩子王的。想必先生在农村也种过田地,所以才对劳作如此熟悉。经先生精心修改的文章,仿佛妈妈缝补洗涤过的衣服,显得格外有精神。在作文课上,先生让我在班上大声朗读,还没完,先生还让班长方小娥用她那秀气十足的字把我的文章在黑板上抄写了一遍,还没完,并要求全班同学都抄一遍,当作范文。今天想来,老师当时“太过分了”,让同学们对我只有羡慕忌妒恨了。说来也怪,我还真的喜欢上了写作。上大学时,还竞聘当上了中文系《青春风》刊物的主编。毕业前夕,在全校大礼堂的演讲稿——《留点时间,留点空闲,也让学生为您做件嫁衣裳》,也被刊发在大学校报上。后来也因为我的文章 ,让我有了美满的婚姻;2010年城区教师选调,也因为一篇作文获得了高分而夺得当年的语文第一名。
一根冰棍
那是二年级夏天的故事。
童年的记忆里,所有的夏天都显得格外热,知了叫得格外响,所有的小孩几乎都光着脚丫子。在那个相对贫困的年代里,没有冰激凌,没有零食,让小孩子垂涎三尺的就是做工极其简单的冰棍,学名冰棒,也就是自来水、糖精、色素外加一根细竹棒、一张包装纸的“混合物”。那时候,天气一热,村头巷口每天都会响起“卖冰棍啰”的叫卖声。上午第三节,语文课。窗外的叫卖声响个不停,卖冰棒的是一个二十来岁的小青年,推着一辆飞箭牌自行车,后座上有一个大木箱,里面应该装满了冰棍吧。叫卖声一遍遍喊过,学生们一次次扭头张望。连全班最用功的班长也忍不住伸长了她那修长白晳的脖子向窗外看。课是上不下去了,刘老师显然察觉到了这一点,但也并不是没有办法,譬如恶狠狠地惩罚其中一个“扭颈者”。但是老师没有这么做。只见老师微笑着快步走到窗口,叫住那小伙,问几分一根,那箱冰棍我全买了。全班瞬间静了下来,似乎在期待什么。当老师把一根根冰棍送到全班每一位同学的手上时,大家才明白过来,原来老师是让我们解解馋。记忆中,老师把守门口,为我们把风,怕校长看见,因为在前不久的全校学生会上,校长还宣布了一项规定:不准吃冰棍。理由是怕伤了学生的肠胃。
说来也怪,再上语文课,卖冰棍的叫卖声依旧在窗外响起时,全班没有一人再向窗外张望。我也不再从家里偷鸡蛋去换冰棍吃了。可以夸张一点地说,那根冰棍几乎结束了我的童年。
我从来没有把那张年画,那篇文章以及那根冰棍的故事向先生提起。印象中先生是我上五年级时退休的,当父亲说老师以后就不用到学校上课时,我偷偷地抹了眼泪。记忆中,我在去外婆家时,看望过老师几次,我曾经替老师挑过一担水。我能不忘是因为我母亲告诉我,那点小事,老师还逢人就说。后来,我上大学了,老师还专程到我家,送给我一个日记本,上面写着要我永远不能满足,要勇攀科学高峰之类的话,再后来我工作了,在离家两百多里的山区,与老师相见都成了奢侈的事。当我得知先生病故的消息,由于种种原因,我未能前往送老师最后一程,只是叮嘱我的父亲替我前去,代我多磕几个头 ,请求老师原谅。
如今,我已回到县城工作,偶尔回家时,还会到小学旧址转一转,老师操的一口安庆乡音,又一次次在我的耳畔响起。我仁慈、善良、极富教育智慧的恩师,我敬你,爱你,愿在九泉之下永安您的魂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