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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谈不说《红楼梦》 读尽诗书是枉然
因工作关系,我多次参加过全县青少年读书活动组委会成员会议,因之结识了新华书店的几任老总,并结下善缘。今年夏天,县新华书店又新来了一位年轻的王总,我们一见如故。他听说我喜爱《红楼梦》方面的书籍,慷慨地将他从老家新华书店仓库里发现的一套《红楼梦》连环画赠送给我,让我十分感动,也让我萌生了要将自己与《红楼梦》的因缘写出来,奉献给年轻的读者们的想法,希望他们爱读书、读好书,因为在我看来,书中真的有“黄金屋”和“颜如玉”;但孟子也曾说过“尽信书不如无书”;毛主席更说过:“书读得越多越蠢”,但不能否认毛主席本人是很爱读书的,他在戎马倥偬的战争年代都没有放弃“饭可以一日不吃,觉可以一日不睡,书不可以一日不读”的读书习惯。习总书记当年到陕北梁家河村插队,留给乡亲们最深刻的印象就是“爱看书”。我们身处知识经济时代和信息化的当今社会,肩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更应激发和呵护阅读渴望,更加需要把读书学习当成一种生活态度,一种工作责任,一种精神追求,自觉养成开卷有益的理念和博览群书的习惯。 我也算出身于书香门第,虽然当时家境贫穷,但我母亲是安徽大学附设工农中学的高中毕业生,在乡亲的眼中是“大学生”。当年她一身洋装毕业回乡后,我的父亲是用性命相搏赢回他青梅竹马的爱情,才有了呱呱坠地的我。在我的奶奶一把屎一把尿地把我拉扯到一岁零八个月大后,我父母才退掉在邻村租住的房子搬回老家。当时我父亲弟兄五人,他排行老二,仅分得一间半土坯房,这成为我小时候渐渐长大且记忆深刻的温暖的家。父亲在老家的门口栽了一棵法梧,不到几年光景,法梧已长成浓荫蔽日的大树,成了鸟儿和我们小伙伴的乐园。记得有一年夏天,我与母亲闹别扭,天黑了,我故意躲在大树上不进家门,母亲绕老屋呼唤我乳名那情景,而今想起仍心生愧疚。也许是奶奶在我小时候给我起的外号叫“刺鱼”的缘故(其实学名叫“刺猬”,我们老家土话称做“刺鱼”),我从小就调皮捣蛋,在校长和少数老师眼中不是个“听话的好学生”。我初中时的校长就对我说过“场场不离穆桂英”,意思是大凡学校里学生一有风吹草动,我肯定参与其中。我老家离小镇很近,镇上有一所高中的实验田,就坐落在我家大门口。生性好客豪爽的父母和当时的校长及部分老师关系较好,使我得以在读小学的时候就能从中学的图书馆里借出《十万个为什么》、《安徒生童话》等书刊阅读。已记不清是什么时候第一次捧起《红楼梦》了,只记得书中有一个男孩叫贾宝玉,还有什么林黛玉、妙玉等一大批女孩子,而我的胞妹就叫“宝玉”,我觉得十分有趣,便对《红楼梦》渐渐产生了兴趣。尤其是贾宝玉那块鲜莹明洁的石头与“金玉良缘”和“木石姻缘”故事以及“花谢花飞花满天”等众多诗句让我从此对石头和花木盆景着了迷。 1988年春,我参加工作快六年了,手中有了一点闲钱,我毅然走进县新华书店,买回了自己的第一套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的“三家评本”《红楼梦》。这套书原名《增评补像全图金玉缘》,易《红楼梦》、《石头记》为《金玉缘》,我们不但迄今尚未发现文献上的应有依据,而且书名似乎还落入了曹雪芹所反对过的熟滥旧套的窠臼。究其原因,大概不仅仅是出于刊印者的故为标新,而是可能不得不改的社会政治原因,这就是为了逃避地方政府的禁毁政策。 《红楼梦讼案》一文曾揭载:诲淫之书,在前清时悬为厉禁,不但《倭袍》、《玉蒲团》等认为禁书,即《红楼梦》也未能幸免。光绪十八年(1892)秋间,上海县署受理淫书讼案一种,有自称书业董事管斯俊呈请称“今年6月初间,闻有《倭袍》、《玉蒲团》,并将《红楼梦》改为《金玉缘》等,绘图石印,曾经禀请英公廨饬查在案。继查有严登发订书作坊伙冯逸卿与书贩何秀甫,讬万选书局石印之《金玉缘》二千五百部,严以附股。旋竟商通差伙,由何装运他埠发售等语。因思既经远去,即可缄默了事。讵本月中,闻何在他埠已将书销完,又讬万选复印等情。派人探访,果印有《金玉缘》、《缘牡丹》等。据实具呈,乞饬提西门外万选书局书董宋康安,着交坊伙冯逸卿、订书作主严登发并何秀甫等到案究办。”(刊1947年11月29日《中央日报·上海通》242号)。 《红楼梦》改名《金玉缘》的缘由及其被当局查究的情况,于此可见一斑。 《金玉缘》在版本上和程甲本、程乙本不能同日而语,但它表明,在《红楼梦》的传播史上,确曾有过这样一个流传广泛的版本,《红楼梦》的传播史有幸因它不但没有被禁中断,反而改头换面地为更多的读者所接受,这是它有功于红学史的。 和《金玉缘》本的正文相比,它的评批部分的价值就高得多了。评批部分的项目很多,内容也很庞杂,但是,这种种都是从当时众多的评批文字中有选择地逐步汇辑起来的,可以看得出来,汇辑者的着眼点建立在各种评批影响的大小这一客观事实之上。象王希廉、姚燮、张新之的评批,在当时不但流传广泛,而且影响巨大,颇得美誉。所以入选的各家评批,都具有不同的内容和特色,确能代表《红楼梦》评批史上的一个异说纷呈的重要阶段,这也就道示出汇辑者的眼光了。 从版本上讲,《红楼梦》最早现存的是1791年也就是乾隆十九年版本。把这部文学巨著首次以120回首尾全龙,公开完整地呈现给世人的称作“程甲本”,这是《红楼梦》第一次公开刻印的本子,在这个本子出现以前,《红楼梦》是以手抄本的形式,就是前八十回手抄本,在社会上流传。“程甲本”刻印了以后,《红楼梦》才被广大的老百姓、普通人、读者所看到,从这个以后,《红楼梦》开始风行天下。那个时候在士大夫阶层,流传过这样一句话,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是枉然(得舆《京都竹枝词》)。清人笔记里曾写过,乾隆皇帝在某人家里,看到过最早的《石头记》,然后说老太太也喜欢。和坤一听这个,又怕80回本的《石头记》里有许多“碍语”,结果组织人,据说是高鹗他们又续了后40回。正史上也记载和坤一方面使《红楼梦》得以作为一个正式的出版物出版流行,皇上也都允许了,同时更重要的,他又把原来曹雪芹先生的一些本意,大大地给扭曲了,删节了(一说《红楼梦》的作者曹頫,曹雪芹是曹頫的儿子;曹頫的120回《红楼梦》是一个完整的版本;曹頫是贾宝玉的原型,我持此说,本文暂仍旧沿用曹雪芹著《红楼梦》)。程甲本从流传的现存数量来说非常罕见,可能全国大概现在只有三部半。 《红楼梦》版本史上最早出现的石印本是“光绪十年甲申上海同文书局用石影印”本,光绪十年,即公元1884年。据不完全统计,1949年以前出版的石印本《红楼梦》共计33种。据卫利器辑录《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所载,有清一代的260多年间,并没有《红楼梦》被清代中央政府禁毁的记录。“红楼梦讼案”原文中也云:“当时,县令对于禁止淫书,固认为职责所在,但对于他们互相告讦,不愿枉费精神去调查他们谁是谁非……此案最后不了了之。”出版商们因为心知肚明禁毁“淫书”的政令,即使连上面也是不会认真对待的。正因为如此,我们现在看到《红楼梦》石印本才会有这样多花齐开的书名:从“红楼梦”到“增评补图石头记”,再到“大观琐录”和“金玉缘”,甚至还有“警幻仙记”等书名的出现。 一有闲暇,我便捧起曹雪芹这一瓮“以百花之蕊,万木之汁,加以麟髓之醅,凤乳之曲”酝酿而出的仙酒美酿品尝,无不沉醉而欲醒不能。回首唐朝明月,酒仙李白以一句“将进酒,杯莫停。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的歌诗诉尽多少酒与诗的缠绵缱绻。我总梦见自己手捧一套清代的《红楼梦》,在自己收藏种植的“百花园”里,把玩自己淘来的“通灵宝玉”。我更梦见曹雪芹就成长在我的家乡或到过天柱山,他深晓这里有千古绝唱的美女大、小乔和《孔雀东南飞》的凄美故事;他听说这里曾是让苏轼、王安石、李白、黄庭坚、米芾、李公麟等文人骚客魂牵梦绕的宝地;他考证了这里曾是佛道斗法之地,后儒释道又成了一家亲;他更了解天柱山是人类的发源地,娲皇当日补天,同时也造人——古书神话记载是她以黄土和水做泥而造成人的,所以曹雪芹才能说出“女儿是水做的,男人是泥做的”这种听起来离奇荒唐的话。天柱峰就是女娲炼石补天遗留下的那块石头。5000多年前,天柱山先民们就将天柱山玉石雕琢成了中国考古发现最早的玉琮等各类玉器。当时薛家岗部落的首领、巫师就曾胸佩玉牌,手持玉琮,嘴里念念有词,在祭坛上不停地跳跃,为部落的族人祈祷一年的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终于有一天我穿过神秘谷后在天柱山峰顶找到了《石头记》的踪迹。冥冥中我与清代版本的《红楼梦》有约,应与它有一次美丽的邂逅。 阖上书页,恍然不知今夕何夕。回想自己在追梦的道路上,也曾虚度光阴,一掷千金,怎不叫人常流“一把辛酸泪”。 僻居小城,加之又忙于工作和养家糊口,看到好书而囊中羞涩又欲罢不能的苦楚真是难受。有一天又路过县新华书店门口时,惊喜地发现对面街上新开了一家特价书店。在这家书店,我时常用很低的价格陆续买到了被胡适发现的《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太极红楼梦》等版本和周汝昌、冯其庸、林语堂、周策纵、俞平伯、胡适、三毛、张爱玲、王蒙、刘心武等人有关《红楼梦》的研究书刊,并煞有介事地研究起来,一直在朋友们面前以“考据派”自居。直到拜读欧阳健先生著的《还原脂砚斋》和陈林先生的《大师胡适的红学造假案》及曲沐先生《胡星垣的信和胡适之的谜》等书籍和文章后,我才知道一系列所谓《红楼梦》早期抄本是一个叫陶洙的人伪造的,我才如梦方醒,大呼上当。 胡适在中国现代文化史、学术史、思想史和政治史的重要地位毋庸赘言。在今天大陆的互联网上,大家也不难发现胡适受到年轻人热烈追捧的现象。胡适有一项最大的成果,是其红楼梦研究,他是以“科学考据”为旗帜的“新红学”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他的著名论断“《红楼梦》作者是曹雪芹”和“高鹗续作后40回”对百年“红学”乃至中国社会造成了深远影响,潜山籍大家余英时对胡适给予了崇高的评价,他写道:由于胡适的提倡,《红楼梦》的考证工作已和近代中国学术的主流——乾、嘉考据学到“五四”以后的国故整理——汇合了。因此,从学术史的观点来看,“红学”无疑地可以和其他当代的显学如“甲骨学”或“敦煌学”等并驾齐驱,而毫无愧色。(余英时:《近代红学的发展与红学革命》。原载1979年6月香港《中文大学学报》第2期) 自1921年发表《红楼梦考证(初稿)》以来,胡适对学术研究的方法论有相当的自觉和特别的强调。对于他自己的《红楼梦》研究,胡适总是颇为得意地拿这些成果当作他所提倡的方法论的最佳范例。 1927年7月,胡适“重金”买下“甲戌本”(即《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之后,《红楼梦》便成了梦魇,那梦魇之中的梦魇,就是脂砚斋的阴魂在作祟。“红楼梦魇”是张爱玲先生的书名。她曾自我夸耀地说道:“十年一觉迷考据,赢得红楼梦魇名。”(《张爱玲文集》增补卷第4-3页) 20世纪红学的起点,原本是非常之好的,导致事态发生逆转的,恰恰就是胡适的考证派新红学。 以胡适为开山祖师的新红学,从其开创之初,就似乎决心站在“楼”外,拒绝进入“楼”内,抛开对文本的全方位研究,而去另寻蹊径。明明白白是一部小说,却无端地被“胡言”成作者曹雪芹的“自叙传”和曹寅的家史。随后,脂砚斋的伪本伪批应时出现,“大胆的假设”,有了“小心地求证”。于是,新红学作为一个学派,根基从此奠定起来。这个根基里,包括着它的体系和萌芽,它对《红楼梦》的基本认识,它研究的方向,研究的目的,研究的方法,研究的视角,研究时所站立的位置。说明白点,在这个新的学派看来,《红楼梦》不是一部小说,而是一部秘史;不能用研究小说的法子来研究,只能绕开文本,绕开书中的实际的铺陈、塑造、描写、人物行为,用索隐的方法,去掘秘,挖背后,去与历史对号,去找寻作者“隐”去的东西,去破译那些掩埋在字里行间的“真事”,去拆开作者所故意玩弄的或不得不玩弄的“藏猫猫”的花招。而脂砚斋就是这方面最好的向导。八十多年里,这个学派一直保持着这个德性。朝山不进山,烧香不进庙,观花不进园,游泳不入水;满嘴外行话,却要充做内行人。一代更比一代游离得远,一代更比一代玩得邪。而且越是大师级的红学家越是如此。说来可叹,他们的研究,实际与《红楼梦》的本身绝了缘。更为可叹的是,这种“楼外红学”,长期以来,在红坛上,竟然占据着统治地位。(《四川文学》2003年第1期)。 将来的读者也许很难想象,要把《红楼梦》当做小说来研究,在不久前是多么不容易的事! 俗话说,“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今年春天,我像许多为天柱山玉石而疯狂的人们一样,经常留连在县城及周边乡镇的小古董店中,希望能找到真“宝玉”。一个周六的上午,我在一位相识20多年的老朋友的古董店中偶遇一位同样爱好收藏的年轻朋友,他听说我喜欢文玩方面的小东西,欣然带我去他家参观藏品,并友情转让我几个小笔筒、笔洗之类的瓷器。又一个休息日,这位朋友又带我走进县城一家不起眼的小古玩店,意在让我结识更多的卖古玩的老板。在这家古玩店里,我看中了一块非常漂亮的蓝色石头,但因老板开价要2000元,我只好默默离开。在痛苦煎熬了一个星期后,我还是揣上1000多元现金又走进了这家古玩店。然而那块石头已与我失之交臂了。我难过地徘徊在古玩店里不愿离去,央求老板再帮我找到与那块蓝石头类似的石头,以作为我收藏天柱山玉石的标本用。老板答应了我,我觉得应该先让老板有所收益,便指着柜台里面一叠发黄的旧书说拿来我看看。当我把这叠旧书翻到中间时,心像小鹿一样呯呯直跳,我暗自惊呼,这不正是我梦寐以求的清代版本的《增评补像全图金玉缘》吗?我不动声色地将旧书归置成两份,又向老板买了几个玉石,然后说加上这堆旧书一共多少钱。经过讨价还价,几个玉石加一套《红楼梦》总共1200元成交。正付钱时,又来了一位搞收藏多年的医生,他在此之前也发现了这套《红楼梦》,并与老板将价格砍到2000元以下,因为要回去向夫人报告批准而痛失机遇。 我窃喜地离开古玩店时,手机响了,那位年轻朋友又邀我到他办公室去看山里石友们发来的奇石图片。当我将刚到手的《红楼梦》亮给他欣赏时,他惊呆了,半天才说,这不是两年前我将它在那天我带你去的那个某古玩店里换回一个陶瓷青花盘的《红楼梦》吗?他又说,当他发现盘子不值大钱又想找老板赎回书时,老板对他说,书已卖了。我忙追问这套书是怎么到他手上时,他不情愿地对我说,这是我爷爷的父亲收藏的,他家过去曾是大户人家,他是个秀才。在我的影响下,这位朋友也喜欢上了天柱山玉石,又在我的指导下,他喜得一块在我看来是目前天柱山周边发现的最好的一块绿色玉石。过几天,他又帮我弄到了一块与古玩店主卖掉的那块蓝石头相类似的玉石,我们成为了好朋友。 鲁迅先生对“红学”贡献最大,他在小说研究专著和专讲中的那些论述《红楼梦》的话,是带有根本性、纲领性的重要概括和总结。先生说: 至于说到《红楼梦》的价值,可见在中国的小说中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其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却是真的人物。总之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它那文章的旖旎和缠绵,倒是还在其次的事。 《红楼梦》有许多不可信的东西,什么嘴里含玉等等。一个贾宝玉能有这个机会,就他一个男孩,周围都是些美丽女孩子,然后还都围着他转。小说家说他是“假语村言”,里头有许多东西并不是对现实的记录和反映。但同时呢,它又是从人生刻骨铭心的记忆感受到的,所以它叫做一把辛酸泪。《红楼梦》出了200多年了,那么多人读它,那么多人评论它,那么多人研究它,但是谁解其中味?毛主席那么伟大,那么政治,那么哲学又那么日理万机、实务缠身的人也念念不忘于《红楼梦》!他评价《红楼梦》远远多于高于任何中外名著。 《红楼梦》写了贾府由盛及衰的一系列事件,多少年来,人们曾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说法,形成了“爱情主题说”、“四大家族衰亡说”、“贾宝玉叛逆说”、“解脱说”、“色空说”等等观点,产生了“评点派”、“索隐派”、“考据派”等不同的阅读的研究派别。一部著作,出现了千奇百怪的认识,就如鲁迅所说:“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集外集拾遗·<绛花洞主>小引》而不论从什么角度去理解,都可以看到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之间的爱情和婚姻悲剧,可以看到他们为争取爱情美满和婚姻自由所进行的反抗和斗争,可以看到伴随着他们的爱情摧折和婚姻失败而展开的家庭沦落和社会崩溃。一个兴旺的家庭和一个发达的社会(朝代),像那美丽、聪慧的“金陵十二钗”一样,走完一条由盛而衰的发展历程。 《红楼梦》对人生和社会的表现是深刻的,它所涉及的生活方向和塑造的人物形象也是非常广泛的。概括而言,无论是表现的内容还是表现的手法,《红楼梦》都堪称中国古典小说创作的集大成和总结,它像一座巍峨的丰碑,永远矗立在中国文学的征途上。 《红楼梦》几乎家喻户晓了,曹雪芹在书中自称“大旨谈情”,他借了一大群女子的命运和感叹抒怀,写了他对人与人之间应当如何相待的巨大问题。他首先提出的“千红一窟(哭)”“万艳同杯(悲)”,他借了男人应当如何对待女子的这一根本态度问题,抒发了人对人的关系的亟待改善的伟思宏愿。 《红楼梦》正是曹雪芹借了宝玉而现身说法,写他如何为一大群女子的命运而忧伤思索。宝玉是待人最平等、最宽恕、最同情、最体贴、最慷慨的人,他是最不懂得“自私自利”为何物的人。 正因为如此,他才难为一般世人所理解,说他是“疯子”、“傻子”、“废物”、“怪物”、“不肖子弟”,因而为社会所不容。 《红楼梦》中宝玉所居名曰“怡红院”,他平生有个“爱红的毛病”。中国人以“红”为世界上最美的色彩。“红楼”一词乃唐诗人用的美好语义,专指富家妇女的金闱绣户。韦庄诗云“长安春色谁为主,自古尽属红楼女”,给人以无限遐想。 《红楼梦》原本定名为《石头记》,石头通了灵性后又幻化为玉,此玉投胎人世,衔玉而生——故名之曰“宝玉”。宝玉就是一部《石头记》的真主角。这块“宝玉”就如“和氏璧”一样不知是归于大荒山还是天柱山? 因为玩石头我结识了天柱传媒的赵总,他告诉我今年已受委托承办世界三大选美赛事的2014环球旅游小组国际大赛皖西南赛区大赛。我立即意识到这是寻找“宝玉”,宣传天柱山玉石的良机。经与朋友们商量,我们以“天柱山玉石”杯冠名赞助皖西南赛区选美大赛,希望在天柱大地上再次诞生“大、小乔”、“七仙女”、“刘兰芝”、“神瑛侍者”、“绛珠仙草”等美女美玉,更希望“天柱山玉石”借大赛平台伴美女叫响安庆,走向全国,冲出国门,造福家乡。 天柱山注定是个神奇的地方,在品味悠远的书香中,这里不仅只产生名伶文人如左慈、李公麟、程长庚、张恨水、夏菊花、韩再芬、余英时等,这里更将会飞出“金凤凰”,诞生真“宝玉”。
久胜 二O一四年八月七日于百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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