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强大和崛起一个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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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这部大片的上映和奥巴马的访华几乎一前一后，接踵而至。




我在最早时间到影院里观看了《2012》。一个个动人煽情的场景交替出现，美国黑人总统为了抚慰民众，告知真相，拒绝搭乘方舟逃命。他和华盛顿这座城同在，和灾难中的人民同在。地震、火山和海啸轮番袭来，他正直的身影和美利坚美丽的海岸线一道消逝。片中最后一个段落尤其让人热泪盈眶。海啸即将漫过喜马拉雅山顶，离末日的灭顶之灾来临还有不到30分钟，方舟的舱门即将关闭的一瞬间，突然不远处有一大群逃命的各族人种从冰川上奔涌而来。方舟上各国政客要求关门，而美国的黑人科学家大声疾呼：“如果见死不救，丢下这些同胞不管。将来大洪水退去，我们重建家园时，想到我们的自私和冷酷我们就会良心不安。而建立在一个良心不安之上的未来文明，又有什么传承的意义呢？” 于是，在生死攸关的时刻，上演了一出各国政要投票表决的“民主秀”，接着，舱门打开，所有求救的人都登上了方舟。一出天崩地裂的“宏大叙事”在落幕时告诉观众：这是民主的胜利，是基督教道德的胜利，是人类良知的胜利。




《2012》是《后天》的导演罗兰·艾默里奇的新作，可这部《2012》在视觉上比《后天》壮观岂止十倍，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可以屹立在世界影史灾难片的首位。但是，你千万别以为这是一部简单的商业大片，和一切经典好莱坞电影一样，其中包藏的是清教主义的美国文化。同样是对《圣经》道德的宣讲，在电影院里寓教于乐一定比在教堂里照本宣科的有效得多。




我们从小爱看好莱坞电影，长大后发现，好莱坞电影是英雄神话，是道德谎言，是精神可卡因。尽管这样，但是还是爱看，这就是好莱坞电影久映不衰的奥妙，它满足了人们对真善美的永恒追索。有时候，看到好莱坞电影中那些“高大全”的主人公形象，我会联想起儿时看的那些“国产红色经典”里的“高大全”人物，现象上看非常相似，不同的是，前者献身于人类的普世价值，后者孝忠于某一种意识形态。




看完这部影片，我在思考一个问题，假如在现实的当今世界里，《2012》中的灾难真的发生了，在末日的洪水即将冲击而来的千钧一发之时，各国政要真的能够如此镇定地投票并作出打开舱门的崇高决定吗？




关于这个问题，我不想作出一个简单的Yes或者No的判断。因为我知道，天使和恶魔的基因共存于人类的血液，理智与情感的抉择常常又是如此两难，在那关键的一瞬间，道德良知和自私贪生，哪一个占上风，可能纯属偶然，或者说根本没有必然性。但是，我们爱看好莱坞电影，爱到电影院里接受感动的原因，就是因为那些“可卡因”般的电影总会用“美好的人性、完满的家庭、秩序的社会、慷慨的人情、无私的心灵”等一切正面的元素抚慰我们、鼓舞我们说：“相信人吧，在那关键的一瞬间，良心一定战胜私欲，正义一定战胜邪恶。人类一定会赢得自由、理解与爱。”




奥巴马是现实中的美国黑人总统，不是电影里的。我坚信，这位黑人总统在竞选中胜出的首要理由，就是基于在经济萧条的严冬里，美国民众对“美国梦”的渴求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 从《天地大冲撞》、《后天》到《2012》，所有的美国灾难片中的总统形象都是黑人。美国人需要圆这个梦想，他们要说服自己，说服世界，盎格鲁·撒格逊民族精神中具有一种吸纳人类文明精华的能力，更具有天生的对自由、平等与博爱这些价值取向的本能冲动。在这个崇尚创造、平等和人权国家里，一切都是有可能的，黑人能成为总统，经济危机和颓势也一定能够扭转，美国一定能继续强大地屹立在亚欧大陆之间。




一个问题来了，人类是不是始终具备一种源源不断地利用善的手段实现强大的能力？或者说，美国能不能永远自信地说，在实现强大的道路上，他所使用的手段总是良善的正当的？就像《2012》里的那个黑人科学家那样，总是勇敢而自省地追问：“建立在一个良心不安之上的未来文明，又有什么传承的意义呢？”




那只是好莱坞电影艺术家借用电影人物发出的一个人文主义追问。现实世界中的政治人物，他所面对的问题很残酷，很冰冷，也很坚硬，那就是：国家利益！




火炬传递中的人权谴责是一回事，奥运观礼台上的捧场还是要来的，因为有诱人的订单交易和诚恳的贸易承诺。




外交事务中的一些表演有时候真诚得拙劣，前一天在白宫宴会上笑容可掬地会见集权国家的人大委员长，没过两天，就批准了可能导致中国十万产业工人失业的对中国进口轮胎征收惩罚性关税的贸易保护主义法案，颁布这项法案的决策者正是奥巴马。




奥巴马访问中国的核心目的是寻求中国对于美国经济的健康帮助，有求于人，就必然看人脸色谨言慎行。富有明星魅力的奥巴马是政治造势的高手，他善于制造氛围，制造温馨，制造对话的诚意，制造远景的期待，而中国领导人对美国动机了然于胸，对美国的当前的困境也底气十足，对奥巴马的表演艺术家才能也格外警惕，于是，这就注定，这场中美外交的大戏，领袖们礼尚往来，达成形式上、书面上的完美。




而这一次，奥巴马没有像以往的总统那样，对中国一半赞扬、一半批评，而是基本肯定并欢迎中国崛起，本身立场左翼的奥巴马把中国看成是一个在悠久王朝文化基础上完成现代化蜕变的强国，与地球另一端的年轻美国可以媲美，或者说相互辉映。 虽然被限制了与中外记者交流、与真实的中国民众对话等很多机会，奥巴马本人在访问中也基本避开中国的政治敏感区，但是，在中国的地盘上，奥巴马还是愿意见缝插针地为自由发点声，他相信，个人的表达权不是一个美国理念，而应该是一项适用于所有人的普世权利。同时为无管制的互联网进行了广泛的辩护，称之为“力量的源泉”。他还以“我不相信一个国家的成功必须以另外一个国家的利益为代价”、“中国在强大的过程中，也要覆行对世界的责任”这类语句提醒崛起的中国。




还得回到那个问题，崛起之后的中国，要给世界带来什么？或者说，崛起是为了什么？中国强大和崛起的理由是什么？是给世界贡献自由与和平，还是让世界承受强权与不公？这才是问题的核心。




从我个人的阅读、思考和体验而言，我是一个历史的悲观主义者，我不相信国家正义的恒定和持久是可能的。“国家利益”长久以来一直被认为是自私和相互排斥的，是人性自私、贪婪和好战的群体化体现。而国家是暴力的机器，是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等各种自我认同寄居的殿堂。




国家利益至上的政治理性，是不是也算是另一种形式的国家主义呢？因国家利益而扼制他国，又因国家利益而纵容他国。“二战”结束离我们还不到70年时间，那场疯狂的战争说到底是西方列强之间国家主义、帝国主义政策相互作用的结果。在国际关系中，不讲道义的国家利益很可能换得一时的安宁，但牺牲道义原则的国家利益交易迟早会受到惩罚。




英法在1938年的绥靖主义妥协政策，牺牲了自己的盟国捷克斯洛伐克，换到的是什么呢？1939年8月23日苏联和纳粹德国达成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虽然是想明哲保身，但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在二战初期客观上成为了法西斯德国的帮凶。类似的例子还有1940年4月的苏日中立条约。这一系列的幕后交易是对苏共当时提出的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莫大嘲讽。而最终，当新一轮的国际利益合作完成，法西斯被摧毁之时，就是又一极霸权实体苏联崛起之日，那样的崛起，给1945年以后近半个世纪的欧洲和世界带来了什么呢？




在道义与利益两难抉择面前，美国无法避免“双重标准”的尴尬，这使美国总是情不自禁地作出一些自相矛盾的行为，一方面，他嫉恶如仇地谴责专制极权，另一方面，他又亲手在中东、南美、非洲喂大了一个又一个的独裁者。而当美国突然意识到这个成长壮大的独裁政权有可能成为影响美国国家利益、地区安全和世界秩序的潜在威胁时，新一轮艰巨的对抗和冲突便开始了。而未来，只要是基于利益博弈之上的国际交往，就一定还会滋养新的又一极霸权实体。




“双重标准”根据“国家利益”来规定。这使我想起一件事。十多年前，我在南京大学就读时的一位校友，一位来自安徽农村的家境贫苦的学生，托福和GRE都考了满分，被美国一所著名大学以半额奖学金录取了，他的学费和生活费中不足的部分由他在深圳打工的父亲临时向亲友借钱凑给他。但是，他连续签证13次，遭到美领馆的拒签，拒签的理由是，他的父亲只是一个普通打工者，不可能有这样的经济支付能力支持他在美国完成学业。那时候，每一次签证都要花费近千元，加上到上海的交通食宿，送签13次就得花费上万元，在上世纪90年代，对于贫穷的农村孩子来说，那是一个巨大的数目。仅仅因为当年美国严厉的学生签证政策和对这个孩子家庭经济能力的怀疑，他的美国读书梦想无法实现。而时过境迁，今天，如果你到美国使领馆申请学生签证，只要你有钱，不管钱的来源和合法性，甚至也不管你的英语能力是否合格，你一定能顺利通过签证。尽管美国签证法规上写明，签证审查时一定要明查资金的合法来源。而实际上，无论你是贪官的子女，还是不法富商的后代，资金的合法性不再作为一个问题被追溯。




这就叫“此一时，彼一时”的“国家利益”。那时候由于中国弱后，对于经济窘困的中国学生是有所限制的，而当中国国力崛起、经济增长时，美国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巨大的海外教育市场的份额被欧洲、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所抢占，也不愿意看到数量庞大的中国留学生的外汇流向其它西方国家。




那个父亲借款帮助儿子赴美读书的安徽学生和当今因贪腐而积累财富的权位官员的子弟，两者的资金来源，谁更符合道义？谁更符合国家利益？很多年来，我在思索着这个问题。




美国的利益，中国的利益，犬牙相错，难舍难分。




所以，请你审慎地相信，《2012》里，那个打开舱门救人的场景，可能是一个感召人类的道德神话。它感召着人类，一代又一代，不沉沦、不堕落，反省，上升。“建立在一个良心不安之上的未来文明，又有什么传承的意义呢？” 这只能是追问。毕竟，有反省比没有反省好，有追问比没有追问好。




中国有《论语》，但能知行合一的人极少；美国有《圣经》，真正能恪守原则的人不多。惟一的不同是，美国的教堂被允许发扬光大和自由传教，中国的孔庙成了稀有、濒危的文化遗产，供游客观赏。




最近有朋友寄了一堆刚刚出版的《说春秋》给我，请我为他们的新书写评论。一个月过去了，我实在读不下去，只好作罢，并向朋友致歉。从小就不喜欢这些阴谋、阳谋的书，《三国》是被父亲逼着读下去的，这些中国式智慧津津乐道于“玩人”，兵不厌诈，有什么意义呢？任何一种“强大”、“成功”、“胜利”、“崛起”，你要给我一个理由。请记住，这个理由绝对不能是弱肉强食，成王败寇的理由，不能是以利益为主导的理由。




我通常情况下阅读速度较快，近年来网络浏览的速度就更快。但最近一段时间，我几乎是一字一句地阅读着龙应台的《大江大海1949》。我还多买了几本寄给远方的朋友，推荐他们一定要读一读。不必去过剩地去挖掘《大江大海1949》的人文深度，我觉得这本书首先让我们明白了两件事。第一件事，“大江大海大流离”的苦难是世界的常态，今天，我们的身心没有被抛入那种剧烈的流离之苦，已经是万幸。所以，永远不要设定“我是最痛苦的”、“我是最不幸”的这样的命题。因为生老病死的人生就注定是不幸的，苦难流离的世界也注定是不幸的。即使在和平年代，精神的流离和动荡也是常态；第二件事，龙应台用她的书写告诉我们，请国家主义、民族主义走开，一切以国家、民族、政权、主义的名义制造生命悲剧的行为都是罪。在胜利者欢庆他们的凯旋之日时，更应该缅怀那些失败者、牺牲者、被侮辱者、被损害者、沙场上战死的征夫、围城中饿死的妇孺、血海中夭折的少年、离乱中被强暴的妇女，他们不是敌人，他们绝大多数都是无可奈何地被裹胁进时代的洪流、厮杀的队列、生离死别的人群。站在人类历史和文明的高度上，对被牺牲者的缅怀远比对胜利者的庆功更有价值，毕竟，抽取了对生命尊重和关怀的“强大、崛起、胜利、凯旋”与禽兽以及原始人类无异。




也许因为龙应台只是个书生，不必像奥巴马一样考虑精深的国家利益，也不必像罗兰·艾默里奇那样，顾及《2012》的票房回报。但是在中国历史的书写方式中，龙应台是为数极少的把对个体苦难的书写作为历史主体的作者。




中国先秦时代的孔子和孟子义利观中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义利并重、以义待利的生活观。孟子肯定了人需求的必然性、合理性，但是推崇孔子“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2012》中那个黑人科学家的追问“建立在一个良心不安之上的未来文明，又有什么传承的意义呢”，仿佛是孔孟的21世纪西方版本。是的，对于国家的强大和崛起，你要给我一个理由，但请记住，这个理由绝对不能是弱肉强食，成王败寇的理由

南山居士

我刚从这儿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