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两会代表看出的身份不平等

红楼听雨

[url=]徐贲：从两会代表看出的身份不平等[/url]

编者按：又到一年“两会”时，这是中国人最重大的政治生活。著名学者徐贲在其著作《政治是每个人的副业》中指出，政治不是某种你可以拿来交给“别人”的东西，中国人需要学会做“精明的公民”。

在2011年的政协会议上，有委员提出，“不鼓励农村孩子上大学”，理由是，在农村，导致一个家庭贫困的两大原因：一个是看病，一个就是读大学。农村孩子读完大学想要留城，少数人确实能在城市站稳脚跟，但大部分面临着找不到工作的困境。他们不是富二代，不是官二代，在城市里没有关系，找不到工作，买不起房子，娶不到老婆。在城市中他们常常是二等公民，过着没有尊严的生活。这就好比那些去国外读书的人一样，到了国外要洗盘子。要想站稳脚跟，跟城市人享有同等水平和待遇，至少要两代人的付出。这位委员的话虽然很难让人接受，但却触及了当今中国一个令许多人充满焦虑和不平的现实：身份决定命运，那个给予我生命的家庭出身，不仅决定我现在是谁，而且也决定了我将来能是谁。

今天，我们关心社会不平等的身份等级和不公正利益分配的问题，并不是仅仅想要改善某些具体弱势群体的处境（这当然也很重要），而是要设想如何让社会整体制度能有所进步，不至于在政治制度上受制于“不可逾越的限界”。只有在政治制度上突破人为的限制，才可能在社会等级继续存在的情况下，让弱势人群能在民主政治的体制中，通过他们自己的政治代表，发出他们的声音，维护他们的权利，坚持他们应有的公正待遇。

身份的不同，造成了政治代表名额分配的明显差别，这种等级差别比眼下的经济收入差别更为不公正，也使得经济收入差别不可能有所改变。2008年政协会议上推出“新阶层”委员，有报道满怀期待地声称，像张茵和韩方明那样各自代表“新阶层”中的富人和海归，是中国“民主发展”的标志性事件。在此后的政协和人大代表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富人”代表。相比之下，“穷人”代表的人数却不见有所增加，成为“有身份，无声音”的群体。

2008年，康厚明、胡小燕和朱雪芹成为人民代表大会的农民工代表。2亿农民工拥有3位代表，是按什么样的名额分配原则决定的呢? 有高度组织的身份群体(如军队、党政人员)能够比没有组织的(如失地农民、下岗工人)拥有远远多的名额。在贫富悬殊的今天，身份的政治待遇差别实际上是一种比经济收入差别更为本质、更为严重的社会不公。

从社会学来看，每个人的“身份”都不是单一的，而是复合的。每个人都必然属于多个不同群体，因而获得多个不同的局部身份，这些多重身份并不总是和谐一致，而往往是相互矛盾的。有些看起来是“自然”的经济身份（如“穷人”），其实是社会、政治制度的产物。个人的身份意识和由此而产生的不满、仇恨在一定的条件下会成为破坏性的社会力量，汇集为“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身份政治”可以是暴力斗争的杀富济贫、阶级斗争、民族革命，也可以是非暴力的公民政治，如妇女运动，黑人民权运动。作为一种公民政治模式，身份政治与那些“运动”或“斗争”的“身份造反”是有区别的。在没有民主制度保障和缺乏公民政治的国家里，身份政治几乎无一例外地会酿成暴力和社会动荡。

一个社会，如果大部分人的“差身份”无法或者很难向“好身份”转化，便会成为“身份固化”的社会，封建的和其他的身份世袭社会都是这样。身份固化的后果是社会内部的实际分裂。托克维尔说过，在身份固化的社会内部，“所有的人都按照职业、财产和出身分属等级森严的阶级，而在每个阶级内部却把自己的成员视为同一家族的子女，成员之间经常怀有一种民主社会的同类公民所不能有的亲切同情。”其结果是，“贵族的成员与其余公民毫不相同，他们之间没有共同的思想和感情，以致很难相信他们是属于同一国家的人。”

一个社会要打破“身份固化”，就必须把平等和自由一起确立为基本的价值，强调公民身份高于包括政党、财产、阶级在内的任何个人身份，强调所有公民必须拥有参与国家大事的平等权利。

公民的平等并不是因为人生来就是平等的。平等的基础不能建立在自然权利论之上。平等是一种人为的社会价值，而且是有条件的。只有当人们进入公众领域，成为有权利的公民，他们才能获得平等。现代国家中的“平等”价值与民主政治是密不可分的。只有民主的政治体制才能保证平等这一价值共识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汉娜·阿伦特(H. Arendt)曾说过：那些被纳粹政权剥夺了公民和政治权利的人们，并不能用自然权利的名义来保护自己，他们被排斥在政治群体之外，毫无权利可言。要为自己的自然权利辩护，他们首先得具有争取自然权利的权利，那就是公民最基本的政治权利。

公民既是一种“身份”，也是一种“角色”。从根本上来说，一个人从出生而来的“我是谁”，转变为他所愿望的那个“我能是谁”，这是一种自由选择的角色设计。每个人都对自己有某种身份转变的期待，想要变得更富有、更有政治或社会地位、更事业有成、更被人看得起。但仅仅有这些个人愿望显然是不够的，因为这些愿望只有在一个称得上是“好”的社会中实现才会具有普遍意义，这就需要绝大多数人能一起优先考虑争取一个较好的社会，而这一定必须是一个公民平等的民主社会。

徐贲：弱者没有要公平的权利？同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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