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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从农村税费改革看"三农"发展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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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0-28 16:2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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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华秋实,广袤的田野上,庄稼人迎来又一季丰收。

始于安徽的农村税费改革,终结延续2600多年的“皇粮国税”,不仅以生产关系的优化调整换来生产力的大跨越,更为继往开来的新征程凝练精神财富。

改革越深入,越没有现成经验可循,越需要勇气、胆量和智慧;谋划新发展,越需要啃硬骨头、涉险滩、闯新路。

敢为天下先、把群众利益作为根本出发点、尊重基层的首创精神……全面深化改革新阶段,农村税费改革中闪耀的这些“安徽品质”弥足珍贵,是进一步深化改革的精神“坐标”,汇聚推动各项事业继续前进的强大动力。

“错了没有什么,改过来就是了,重新再干。大不了‘乌纱帽’不要了”

——启示一:坚持问题导向,弘扬敢为人先的小岗精神,在深化改革中敢于担当、勇于作为,才能不负时代和人民重托

金秋时节,皖江两岸稻谷陆续收割。皖北平原上玉米和大豆收获完毕,麦子正紧张播种。

“今年稻谷质量好、产量高,又是一个丰收年。 ”在六安市金安区张店镇楼塘村,种粮大户陈健笑逐颜开;在皖北宿州市埇桥区,八宝田农业公司的种植基地里,火红的高粱也喜迎丰收,按订单全部销往贵州酒厂。

从税负沉重、土地抛荒到粮仓丰盈、四海无闲田,世纪之交进行的农村税费改革,揭开新世纪以来农业发展新篇章,开启城乡统筹发展新纪元。

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今日看似简单的减负问题,在当时却难比登天。

“一方面农民被税费压得喘不过气,另一方面基层财政都很困难,有心无力。 ”1993年前后任涡阳县新兴镇镇党委书记的刘兴杰说。

上世纪末,日益加重的负担挫伤了农民积极性,制约着农业和农村发展,影响农村社会稳定,我省也不例外。1999年,全省农民每年人均负担高达270多元,此外还要承担水费等生产经营性费用和各种名目的搭车摊派。

重任面前,安徽再次勇上改革潮头,挑起唯一农村税费改革试点省的重担。 2005年,我省取消农业税。安徽经验迅速在全国被复制。

为什么是安徽?

普遍的共识是,安徽有薪火相传的创新基因,干群普遍有着强烈的改革意识。而改革历程再次诠释了安徽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和改革勇气。

1992年,新兴镇自行探索解决农民负担问题,轰动全国。“农民负担问题极为复杂,上级没有要求搞改革,完全可以不去碰它。 ”回忆当初,刘兴杰说,改革凭的是很朴素的想法,就是想把农民负担降下来、把干群关系缓和下来、让农村基层工作能开展,“错了没有什么,改过来就是了,重新再干。大不了‘乌纱帽’不要了。 ”

这种敢闯敢试的精神,是“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的生动实践, 40年后的今天依然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

深秋时节,太仓村静谧安详。这个坐落于马鞍山示范园区年陡镇的村落,享誉全省的除了发达的村集体经济,还有勇于改革的“吃螃蟹精神”。 2012年,太仓村完成全省第一例集体资产股份制改革。

“当时省里并没有提出明确要求,也没有现成样板。改不改?怎么改?确实有过犹豫,怕搞砸了。”村支部书记王秀凤坦言,改革本身就意味着探索创新,并不存在事先规划好的完美蓝图,“要发展就要敢想敢干,敢闯新路”。

改革后,村民变股民,年年从村集体经济发展中获得收益,目前全村村民已累计分红1740万元。 “不改革,我们就不能分享到发展的好处!”王秀凤深有感触地说。

今天,进入深水区的改革压力和阻力增加,改革空间和时间约束增强。改革创新、敢为人先的精神无疑是宝贵财富,激励着广大干部群众在变中求新、变中求进、变中突破。

按国家要求,我省提前一年完成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改革试点;探索农村宅基地的所有权、资格权和使用权“三权分置”,旌德县颁发全国第一本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不动产权登记证;围绕盘活资产、用活资源、激活权能,全省1523个村推进农村集体产权改革,在755个村开展“三变”改革。

在小岗村,“三变”改革折股量化集体经营性资产3000多万元,实现了从“户户包田”到“人人持股”的重大转变。今年春节前,4288名小岗村农民人均分红350元。

改革勇往直前,人民的日子越来越甜。

“主动交钱的农民排起了长队,有的一次把一年的都交齐了”

——启示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把群众利益作为根本出发点和归宿,改革就会得到群众支持和拥护

1992年12月20日,皖北涡河边的小镇——涡阳县新兴镇的大小村庄,都贴出了新兴镇人民政府发布的布告。

这份布告让当地农民喜笑颜开、奔走相告。按布告规定,新兴镇农民从1993年起每亩承包地全年只需上交30元,“不准任何单位和个人擅自向农民摊派或增加提留款”。

这一纸“减负”布告,拉开了中国农村税费改革的序幕。

一个皖北小镇的星火,何以能燎原全国?“改革顺应了农民要求,维护了农民利益,得到了农民广泛支持,这是改革能迅速落地并且见效的主要原因。 ”回忆起1992年的那个冬天,已经退休的刘兴杰依然激动万分。

让人民过上幸福美好生活,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也是党带领人民进行改革的根本价值追求。刘兴杰回忆,1993年午收,改革成效就显现出来。“主动交钱的农民排起了长队,有的一次把一年的都交齐了。”而在此之前,镇里搞“会战”天天上门催,扒房牵牛,也很难收齐。

改革中,我省始终把减轻农民负担作为首要目标。试点第一年农民负担就减轻了三分之一。 2005年农民不再承担农业税收以及村提留、乡(镇)统筹费等税费负担,全省减轻农民政策负担54.5亿元,人均减负109.4元。

改革让人民受益,生产力中最重要的因素就会被激发。

庐江县农委副主任邓本宜告诉记者,改革前庐江县戴桥乡外出打工的人成群结队,全乡2万亩耕地有1400多亩抛荒多年。改革后人均减负140元左右,农民喜出望外,当年全乡200多户打工者又回到了土地上。 2002年,全乡除170多亩山区田撂荒外,再没一分闲地。

2001年,全省粮食播种面积7948.19万亩,到了2009年猛增到9908.35万亩。2015年,全省粮食总产跃上700亿斤台阶,比2005年增加超过180亿斤。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以农村税费改革为起点,中央“多予、少取、放活”的惠农强农政策不断提标扩面,润泽江淮,换得今日乡村生机勃勃。 2017年,我省通过“一卡通”发放各类惠农补贴285.7亿元,比2016年增长3.9%。其中涉及鼓励粮食生产类补贴达77.74亿元,占总额的27.2%。

改革再出发,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力度不能减。这是多年来农业改革发展的成功经验,也是未来农村腾飞的根本保障。

“安徽农村税费改革取得的成就,首要的是尊重基层和群众的首创精神,尊重实践”

——启示三: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和实践,充分保护和激发广大农民投身改革发展的信心和热情,改革就能获得向前推进的不竭动力

“布告里把标准定为每亩30元,是有上级文件规定吗? ”

“那哪有!这都是偷偷干的事,上级不允许。镇里自己算账确定的。”回忆当初,刘兴杰说,都说农民负担重,但怎么破解它?谁也没个章程,改革方案都是镇上同志商量着来、摸索着干。

这样的摸索,如同小岗村的十八个红手印,开启了又一次中国农村改革的大幕。“我们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对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和农民盼望有切身的体会,这是改革方向没有走偏的根本原因。 ”刘兴杰说。

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是改革向前推进的不竭动力。“大包干”改革一呼百应,正是因为生产方式的创新,点燃了农民的劳动激情;22年后,发端于涡阳县新兴镇,经安徽试点,进而在全国推行的农村税费改革,再次印证这一深刻规律。

“为寻找一条减轻农民负担、规范农村税费征收管理的新路子,我省基层早就开始了探索。 ”2011年,时任省财政厅厅长的陈先森专门撰文回顾改革历程。他介绍,早在1993年,太和县开始了减轻农民负担的大胆尝试,在农村税费征收中采取“税费合并、统一征实”的办法,开展农村税费征收方式改革试点,这在全国也属较早。

1995年初,五河县开始了以“下去一把抓,回来再分家”为主要内容的改革探索,砍掉多只伸向农民的手,基本解决农村“三乱”问题。 1996年,五河县探索突破农业税税制,暂缓征收农业特产税,在当时引起了一股不小的“冲击波”。 1998年,五河县按照“废费正税”的思路,将“三提五统”改为“农村公益事业建设税”,在全县进行试点。

1999年,经省政府批准并报经财政部同意,来安、望江、怀远、濉溪等4个县开展了以“取消乡统筹、改革村提留、调整农业税”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税费改革试点。

这4个县的探索有效遏制了农民负担过重现象,初步规范了农村分配关系,触及了农村上层建筑的改革,初步建立农民负担监督管理机制,改善了基层干群关系。

“更重要的是,这些探索和实践锻炼了干部群众,积累了试点经验,为全省范围内大规模试点打下了良好基础。 ”2016年,自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任上退休后,陈先森依然密切关注农村改革进程。他认为,“安徽农村税费改革取得的成就,首要的是尊重基层和群众的首创精神,尊重实践”。

全省改革试点方案形成,也是源自基层的创新实践。

“农村税费改革中央有方向,安徽有决心,广大农民有意愿。而其中最关键的环节,是要有一整套科学可行的方案作指导。 ”陈先森介绍,为此省有关部门多次组织深入基层和村组农户调查研究,广泛听取意见,历经1年零11天,方案十六易其稿,才最终成型。

新时期,安徽农村改革依然立于潮头,田间地头的探索依然迸发光芒,为我省乃至全国“三农”发展贡献智慧。

发展现代农业,“小生产”与“大市场”如何有效对接?农村三产融合如何推动?在宿州,当地在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基础上,探索打造农业产业化联合体,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合作联盟。

宿州市农委负责人介绍,联合体中三大经营主体通过签订章程、合同和协议等,确立各方的责权利。近年来,三大经营主体分工协作,通过契约联结、资金联结、资产联结等紧密利益联结形式,实现了“1+1+1>3”的融合聚变效应。

目前,宿州全市联合体已发展到259家,加入联合体的龙头企业267家、合作社845家、家庭农场1749家。在全省,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已近1500个。农业产业化联合体,这一源自基层的创新实践,已经被连续4年写入省委一号文件,并在全国各地推广。

只有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才能充分保护和激发广大农民投身美丽农村建设的信心和热情,才能充分调动和发挥基层干部推动农村改革发展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这是改革再出发的群众基础。(记者 史力)


本文来源:安徽日报责任编辑:彭煜欣_hf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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