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失和(1)

鼎盛民航

鲁迅作人兄弟在八道湾聚居三年多，突然在一个下午决裂了。1923年7月14日鲁迅日记记有：“是夜始改在自食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在这个一直都在一起吃饭的大家庭里，中饭还是大家好好坐在一起吃了，为什么晚饭就不能再坐在一起吃了呢?这天下午发生了什么事情?

　　过了五天，7月19日上午，作人将一封绝交书交给鲁迅：

　　鲁迅先生：

　　我昨天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谁——大家都在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色的梦原来却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

　　七月十八日，作人。

　　1922年5月23日，鲁迅和爱罗先珂、周作人一同出席北京世界语学会的合影。

　　这天鲁迅的日记记有：“上午启孟自持信来，后邀欲问之，不至。”

　　就从这点滴的直接材料里，人们可以推知这事对于他们两人都是意外地突然发生的。周作人的绝交书说了，他是“昨天才知道”的。也就是说在昨天之前他并不知道鲁迅有什么不自重的、他无法容忍的事情。在鲁迅这方面呢，就在收到这绝交书的时候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想要问个清楚。假如他真做了什么不自重的事情，他还好意思邀作人来问吗?

　　事情闹到这地步，已经不能再同住在一个院子里了，鲁迅决定搬家。不久，许钦文、羡苏兄妹帮他找到了砖塔胡同六十一号的房子，那是羡苏的同学俞芬带着两个小妹妹的住处，有几间馀屋，可以分给鲁迅暂时居住。

　　在决定迁居砖塔胡同的时候，鲁迅征求过妻子的意见：“你是否仍住在八道湾，或者你回绍兴娘家去，我每月给你寄钱去。”妻子回答说：“八道湾我不能住，因为你搬出去，娘娘(鲁迅母亲)迟早也要跟你去的，我独个人跟着叔婶侄辈过，算什么呢?绍兴我也不想去。你搬到砖塔胡同，横竖总要人替你烧饭、缝补、洗衣、扫地的，这些事我可以做，我想和你一起搬出去。”两夫妻商定之后，8月2日就一同搬到砖塔胡同住了下来，一面寻找合适的房屋。在他搬到这里之后的两三个月里所写的日记中，触目皆是到各处看屋的记载。10月31日，看定了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21号房屋，房价八百元。11月办好过户手续，12月2日立契，经过翻建装修，1924年5月25日他们就迁入新居了。

　　在新居安顿好之后，鲁迅要去取回自己存放在八道湾的东西，这就爆发了他同周作人之间最激烈的一场冲突。1924年6月11日鲁迅日记：

　　下午往八道湾宅取书及什器，比进西厢，启孟及其妻突出骂詈殴打，又以电话招重久及张凤举、徐耀辰来，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凡捏造未圆处，则启孟救正之。然终取书器而出。

　　这件事，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一七·西三条胡同住屋》一节里有所记述：

　　说起他的藏书室，我还记得作人和信子抗拒的一幕。这所小屋(引者注：指西三条新居)既成以后，他就独自个回到八道湾大宅取书籍去了。据说作人和信子大起恐慌，信子急忙打电话，唤救兵，欲假借外力以抗拒；作人则用一本书远远地掷入，鲁迅置之不理，专心检书。一忽儿外宾来了，正欲开口说话；鲁迅从容辞却，说这是家里的事，无烦外宾费心。到者也无话可说，只好退了。这在取回书籍的翌日，鲁迅说给我听的。我问他：“你的书全部都已取出了吗?”他答道：“未必。”我问他我所赠的《越缦堂日记》拿出了吗？他答道：“不，被没收了。”

　　鲁迅毕竟是伟大的，他受了种种的诬蔑委屈，搬出了八道湾住宅，又生了一场病，而对于作人和信子的事，日记上却一字不提。这是我在他死后数个月，为的要赶撰年谱，翻阅他的日记才知道的。

　　对于许寿裳的这一段文字，周作人后来在《知堂回想录·一四一·不辩解说(下)》里做了这样的答辩：

　　关于那个事件，我一向没有公开的说过，过去如此，将来也是如此，在我的日记上七月十七日项下，用剪刀剪去了原来所写的字，大概有十个左右，八月二日记移住砖塔胡同，次年六月十一日的冲突，也只简单的记着冲突，并说徐张二君来，一总都不过十个字。——这里我要说明，徐是徐耀辰，张是张凤举，都是那时北大教授，并不是什么“外宾”，如许季茀所说的，许君是与徐张二君明白这件事的内容的人，虽然人是比较“老实”，但也何至于造作谣言，和正人君子一辙呢?不过他有一句话却是实在的，这便是鲁迅本人在他生前没有一个字发表，他说这是鲁迅的伟大处，这话说的对了。

　　兄弟失和的原因究竟是什么，两个当事人都没有留下一点直接的文字记录。许寿裳把这事归咎于羽太信子。他在前面所引的那一节里说：

　　作人的妻羽太信子是有歇斯台里性的。她对于鲁迅，外貌恭顺，内怀忮忌。作人则心地糊涂，轻听妇人之言，不加体察。我虽竭力解释开导，竟无效果。致鲁迅不得已移居外客厅而他总不觉悟。鲁迅遣工役传言来谈，他又不出来，于是鲁迅又搬出而至砖塔胡同了。从此两人不和，成为参商，一变从前“兄弟怡怡”的情态。这是作人一生的大损失。

　　鲁迅也认为主要的责任在羽太信子。1924年9月21日他为自己收藏的古砖拓本集《俟堂专文杂集》写的“题记”说：

　　曩尝欲著《越中专录》，颇锐意搜集乡邦专甓及拓本，而资力薄劣，俱不易致。以十馀年之勤，所得仅古专二十馀及打本少许而已。迁徙以后，忽遭寇劫，孑身逭遁，止携大同十一年者一枚出，馀悉委盗窟中。日月除矣，意兴亦尽，纂述之事，渺焉何期?聊集燹馀，以为永念哉!甲子八月廿三日，宴之敖者手记。

正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