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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教”,有的称教辅,课外辅导,这里泛指由家长直接向学校以外的机构(或者个人)购买的个性化教育。实施家教行为和过程的场所,或者是校外专设的教学点,或者在教师与学生某一方的家中。 时下,家教需求十分旺盛,市场愈来愈大,消费群体还在不断膨胀。在职教师工作时间之外直接参与家教的不在少数。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虽曾三令五申,严禁在职中小学教师从事有偿家教,但效果并不好。实际上,家长和学生,老师和校长,多数也没把这一禁令很当回事。可是,一旦有人举报投诉,当事老师及其所在学校领导层无不担惊受怕。 政府职能部门要想仅凭一纸禁令,完全阻止在职教师参与有偿家教,既不可能,更无必要,弄不好反给公众留下“乱作为”的话柄。有偿家教,犹如周瑜打黄盖,两厢情愿。没危害社会,不伤及他人,无损公平与正义。监管、投诉、举报、查证、惩处等,可操作性不强。主管部门若只颁布禁令,却不认真执行,或因难以操作放任行政指令流于一纸空文,政令的权威性和约束力就要受到质疑,政府的形象与公信力必然大打折扣。 往深处说,在职教师参与有偿家教,实乃善举,有益于社会和个人,其正面的、积极的意义,有深入发掘和提升认识之必要。 灵活多样,富于个性化的家教,以其自由的、可选择的市场化运作方式,成为学校教学/教育有效且有益的补充和延伸,受到学生、家长的广泛欢迎。众所周知,眼下的家教市场,需求旺盛,利润空间大;其次,家教行业准入门槛低,相应的制度规范不完善,存在不少监管盲区,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生源不稳定,发展前景难预测,家教市场的发育,又受到抑制;机构虽多,但成规模、上档次的少。育人教书,百年树人,并非家教机构的使命—尽管他们也教书,赢利赚钱才是题中之义。成本减少等于赚了。退休人员、刚刚踏出校门的大中专毕业生,在校大学生、研究生,好用便宜,中小型家教机构的主要力量全是他们。这些从业人员的资质和经验,能力与水平,普遍在专业教师水准之下。若再考虑整个社会普遍存在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以及行业组织松散、从业人员流动性大等因素,机构家教的质量参差不齐自是必然。 在职教师,发挥个人专长,介入家教而不耽误本职,只要理顺关系分清主次,嘉惠学子,有大利而无小弊,一如行善积德。尤其是寒暑假期间,若非全职家长,大多数也愿意把孩子交给自己信任的老师,孩子假期安全的后顾之忧可以妥善解决,又能得到老师的指导、栽培,不致荒疏了课业,岂不美哉善哉!严令禁止,很不理性,也不明智。 现时,学校批量化、规模化的教学/教育,有一整套按部就班的程式和规制,越来越讲求整齐划一的所谓“标准”,而且,班级人数常常超标,老师根本无法顾及教育对象的智力发展、学习能力、脾气性情等各方面都大异其趣的个体差异。反之,学生选择老师,也没有任何可能。 然而,校门之外的情况就大不一样了。每天下午课后,寒暑假和双休日等时段,教学得法、经验丰富的教师,则有可能根据对象,为受教育者量身定制个性化培养方案并贯彻因材施教的原则。经验老到、责任感强的老师,还能避免家教与学校教学的重复,并在两者中实现互补和延伸,有效抑制“家教依赖”惰性的生长。尤其是后者,很难想象不熟悉学校教学内容和程式的人员能有这些优势。 家教市场选择性和自由度都很高,通常情况是,老师的教学效果、个人声誉和社会影响,与其受欢迎的程度呈正相关关系。换言之,家教市场粉丝多的老师,其一定也是学校里教学能力强,受学生拥戴的教学精英或骨干。 这些人进入家教市场,除满足学生与家长的个性化选择外,年富力强的教学精英,有可能以高水平的教学,挤占低质量家教机构的生存空间,为推高家教行业的整体水平,优化教育生态提供某种可能。 现实中,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是,1980年代以后生人很多都曾得家教裨益。再说,像体育、音乐、美术等一类的技能课,若没有家教,要想学有所成,根本就是异想天开。执教这类课程的老师,若不收徒教习,这些技能型人才莫非能从天上掉下来? 再说大学教师。不仅有偿家教不被禁止,自办企业、外出讲学、咨询服务、智力输出、社会兼职等等,只要法律不禁止,都不受限制。同为国家公职人员,是否中小学老师就低人一等? 不能否认,放开有偿家教,会给私心重、见利忘义的少数教师可乘之机,譬如有意不按要求完成课堂教学内容,留待家教时再讲,迫使学生参加家教;假借家教名义组织集体课外辅导牟取私利等负面案例,或有层出不穷的可能。政府职能部门因此必须抛弃粗放式、一刀切的霸气的行政模式,根据具体的实际需要,制定差别化、精细化的管理规定和办法。处理好国人日益提高的教育消费需求与优质教育资源供给不足,以及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等方面出现的矛盾,同时,也要兼顾不同学科的个性和差异,促进教育生态的健康发展。 (作者系佛山科学技术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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