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张恨水:手泽无多唯纸笔 人生长恨水长东(图)

流水的流啊

愁花恨水生

张恨水的“诞生”

  父亲“张恨水”的名字，是与《金粉世家》、《啼笑因缘》等诸多深入人心的文艺作品联系在一起的。但说来人们也许不相信，儒雅文弱的父亲，居然是数代习武的将门之后。

  我的曾祖父张开甲自幼习武，是家乡有名的大力士，太平天国兴起时，他还曾入湘军曾国藩部队。他的绝技是信手拿一双竹筷，向空中一伸，就能夹死一只苍蝇，而被夹死的苍蝇，只是翅膀折断，身体依然完整。父亲后来在写《啼笑因缘》时有一细节：关寿峰请樊家树吃饭时用筷夹蝇，很多人认为“不真实”，“荒诞不经”，殊不知这恰恰是曾祖父的绝技。

  父亲原名心远，1895年出生于江西，祖籍安徽潜山。据说他出生那天，正好是曾祖父接到了提升参将(二品顶戴)的喜报。曾祖父大喜，认为这个孙子是大富大贵的命，岂不知造化弄人，父亲的一生既不富也不贵，手耕笔种，糊口而已。

  父亲6岁入私塾读书，天资过人，过目成诵，祖父本来计划让父亲东渡到日本留学，但父亲更向往欧美。祖父一时拿不出那么多学费，就让父亲等一段时间，不幸的是，祖父突然染上一场急病猝然去世。父亲是家中长子，去世前，祖父把父亲叫到榻前问他：你能否上养老母，下养弟妹？父亲跪在病床前，郑重承诺下来。从此，家庭重担便压在父亲身上，一压就是大半生。

那一年，父亲只有17岁，在亲友介绍下，先到了上海，考进孙中山先生办的蒙藏垦殖学校就读。这期间，他试着写了两个短篇小说投到商务印书馆的《小说月报》，没抱多大希望。没想到过了几天，竟然收到主编恽铁樵的亲笔信，表示可以刊载。父亲欣喜若狂，虽然不知何故，一年、二年，一直等到十年后恽铁樵离开《小说月报》，稿子也未见登出，但这对父亲最终走向文学生涯，无疑起了巨大作用。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父亲在这次投稿中署名“愁花恨水生”，1914年，他在汉口再发表文章，就只用了“恨水”二字，这个名字曾引起读者很多兴趣和猜测，其实就来源于南唐后主李煜的“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一句。

  1913年，因时局不定，蒙藏垦殖学校解散，父亲再次失学。后被他的堂兄介绍到著名话剧艺术家李君磐和陈大悲主持的“文明进化团”，做一些文字宣传，也曾粉墨登场，上台演过戏。此后父亲又参加了苏州的“民兴社”，结识了刘半农等许多新朋友。这些经历，对他后来的文学创作极为有益。

  1919年秋，父亲北上，到了他一心向往的北京。他最初心愿是想到北大当旁听生，但先要解决谋生问题。有一天父亲一位同乡来访，随手带走了父亲闲时填的一阕《念奴娇》，而这个词又恰巧被后来成为报业巨子的成舍我看到，其中“十年湖海，问归囊，除是一肩风月……”之句让他大为倾倒，由此两人结识。1924年，成舍我要父亲在他创立的北京《世界晚报》中负责文艺副刊，父亲对这份工作格外用心，所谓“呕心沥血”也不夸张。因为是初办，外稿不多，初期的《夜光》几乎是“张恨水的独角戏”，小说、散文、诗词、小品、掌故等，全是他一人包了，也颇受读者好评。

  父亲那时同时兼几份工作，在《益世报》当编辑、《世界日报》上撰稿，每份稿费上他写着祖母、叔叔等不同人的名字，就为了克制自己不花钱。他对祖母极孝顺，在写《金粉世家》时，知道祖母喜欢这部小说，不管多忙，他每日把报上的连载，亲自读给祖母听。抗战胜利后，我们一家从四川回到安徽老家，在看到祖母的刹那，父亲跳下人力车，不顾土路的肮脏，50多岁的人扑通一声就远远跪下来，笑声、哭声混成一片……

  《春明外史》是父亲在此期间撰写的第一部百万字的长篇连载小说，也是29岁的父亲的成名作。这部小说引起了出人意料的轰动，每天下午两三点钟，就有不少读者在报馆门口排队，焦急地待着当日报纸，以先睹为快。如此景象长达5年之久。“张恨水”随着《春明外史》成为南北皆知的人物。

手泽无多唯纸笔   父亲从不穿便服，从我记事起，永远是一袭长衫。在家里也没有任何特殊之处，跟我们吃一样的饭菜。虽然父亲在小说里塑造的人物个个都鲜活如生，但生活中的父亲却木讷、不善表达，父亲毕生都很低调，不喜欢抛头露面，即使在当时已经大红大紫了。有一次我跟他到邮局取稿费，邮局小姐看了他的签名，先是一惊，继而跟周围人交头接耳地嘀咕一阵，惹得邮局里的人都抬头看他，把父亲看得极窘。出来后，父亲对我说了一句：“人的面孔被人当小说看，实在是件很难堪的事。”   在我看来，父亲更了不起的地方，不仅是他在文学上的造诣，更是他的人格修养。父亲生前对毁誉非常淡泊，对很多争论也不予回答。捧也好，骂也好，他从来不置一辞。我们那时年轻气盛，总希望父亲能出面说几句。父亲只是意味深长地说：“书在，就会说话。”他从来不参预任何派别的笔仗，认为只是“徒乱是非”。   父亲长期被冠以“鸳鸯蝴蝶派”，这个标签使外界对他们这一派作家有一种误解，以为他们都是只会吟花弄月、不关注社会现实。这对他们来说是个不公平的评价。何为“鸳鸯蝴蝶派”，一直没有一个科学定义，而是把那些写传统形式小说的人笼统地划归这一派。这个定义也很芜杂，把武侠小说、侦探小说都划为“鸳鸯蝴蝶派”，其实他们的各自特点并不一样。比如写中国最早的侦探小说《霍桑探案集》的程小青先生;写了《秋海棠》的秦瘦鸥;被视为“鸳鸯蝴蝶派”代表人物的包天笑先生，直到98岁时还说：“别人说我是鸳鸯蝴蝶派，我至今也不知道什么是‘鸳鸯蝴蝶派’。”   虽然年轻时写了那么多作品，但父亲后来一直被视为另类，而被排斥在主流之外。到了晚年，本来就不爱说话的父亲更加沉默。我后来感悟到，处于边缘地位的父亲，内心深处一定埋着巨大的痛苦和深深的悲凉，他对这一切都只是以沉默应对。   父亲在家里也比较严肃，不苟言笑。我对父亲的感觉是敬畏多于亲近，也许正因为此，童年时他为我讲过的《木偶奇遇记》，我铭记终生。但他对妹妹非常疼爱，父亲喜欢弄花，唯一允许插手的，就是我妹妹明明。   1966年，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我的家笼罩在忐忑不安中，我们兄妹几个也到外地参加“社教”或“四清”运动，家里愈发冷清。父亲终日呆在书房里，与他热爱的《四部备要》为伴。他用已经不大听使唤的手，用了整整一夜，给在外地的两个妹妹写信，信上说，因为想念女儿，他竟然半夜哭湿了枕头……   在一片稀稀落落的鞭炮声中迎来了1967年的春节。这年除夕，父亲还拖着病体颤颤巍巍地下跪。那时他好像已经有所意识，在心底一定在对祖母诉说着什么。过了年，父亲可能得了感冒，身体更虚弱。正月初六下午，在我和妻子、妹妹苦劝下，他才同意第二天去医院看病。当晚23点半，我看他的屋里还亮着灯，就披衣过去，见他仍在拥被读《四部备要》。我让他早点睡，他把书缓缓地放在枕边，说了声“好”，谁知这是他留在人世间的最后一句话。第二天早上，就在家人为他穿鞋时，父亲突然仰身向床上倒去，没有一丝呻吟，更没有一丝痛苦，只有他身边放着的《四部备要》。   2002年，父亲曾住过的砖塔胡同面临拆迁，我和家人曾申请作为文物保护单位，但最终还是落了空。父亲曾有诗云：手泽无多唯纸笔。除了那3000余万字的作品，父亲的一生，便如水一样，历经波澜转折，最终漂逝而过…… 有关张恨水   上期口述写的是张恨水，三联生活周刊的博客上特地开设了“口述历史”一栏，并且登载了此篇采访记录，刚才上去一看，已经有了一百多条评论。看来，记住这个名字的人还真不少。   去年夏天采访吴敬琏的姐姐吴敬瑜，为她作一篇有关其母亲邓惺之的口述。第一次在吴敬瑜那里听到了“张恨水”的名字，因为邓惺之办的报纸聘请过张恨水。此前一直觉得这个人从解放后就消声匿迹了。吴敬瑜大体讲到那时张恨水家里如何困难，因为人口多，张恨水要供养前妻以及诸多孩子。总之记忆里留下了这个模模糊糊的印象，当时曾向她讨要过张恨水后人的联系方式，她说，前几天还有来往，自从她母亲去世后，渐渐地就断了联系。   这件事搁了好久，直到有一天在三联书店里闲逛，不起眼的角落里看到了一本书——《我的父亲张恨水》。我赶紧联系出版社、联系编辑，终于拿到了张恨水的第四个儿子张伍的电话。打电话时，张伍在那边迟疑了一下，说自己历来很低调，但看在三联的面子上，最后还是同意接受采访了。   张伍是个很健谈的人，毕竟是学京剧老生出生的，声音洪亮，底气十足（顺便提一句，他的夫人是学青衣的，与他是中国戏曲学校的同学，看当年的照片，实在是个美人，采访中间她回家了，按她这个年龄来说，依然是个老美人）。可能是整理父亲的东西多了，上来就为父亲的一生总结了若干条，一来二去半小时就没了。好不容易找个空歇打断他，从那些细节问起，老人才算是跟着我的节奏配合起来。   张家一直很低调，这可能是因为张恨水的东西在革命年代里显得太不入时，红极一时的大作家成了边缘人物，全家人都夹着尾巴。张恨水年轻时最早被成舍我慧眼相中，在《世界晚报》做起记者；后来又被邓季惺高薪聘去，巧的是，成舍我的儿子成思危、邓季惺的儿子吴敬琏现在都是“闻人”。问张伍与他们是否还有来往，他说只是认识，但并无交往。他打趣地说，某一次会议，他与张友鸾的儿子坐在台下，成思危、吴敬琏皆坐在台上，他们自我解嘲地说：老板的儿子还是老板！   依我的习惯，是万万不能放过张恨水的私人生活的。采访前查了不少资料，张伍的母亲周南是张恨水的第三任夫人（实际上当初是偏室的身份），第一任是母亲给选的，有名无实；第二任无共同语言；直到遇到最后一位，张恨水才找到感情归宿。应该是个很丰富的故事，试探着向张伍提起这个话题，没想到他很坚决地说：“我不想谈论这方面的话题。”没有勉强，只好作罢。感兴趣的读者自己寻找那些花边新闻吧

印象舒州

我们潜山的骄傲